火星来的人（第4/7页）

他立刻站起来，重新戴上眼镜，此刻镜片中闪现出一种悲伤的喜悦。“谢谢你，小姐，”他对她说，“现在我走了。”他把照相机背回到肩膀上，用一只手捂着，好像是要按住镜头盖，防止漏光似的。“我寄给我的家人；他们会喜欢的。”

他走出大门后克里斯汀才回过神来；接着她笑出了声。她之前一直在担心，怕自己会遭他袭击，她现在可以坦白承认了，而他也确实动手了；只是方法不同寻常。他刚才强暴了、霸占了、夺取了、绑架了[7]，一把抓过又带走了的，不是她这个人，而是她在胶卷上的留影，还有偶然拍到的那套银质茶具，嘲弄一般对着她熠熠生辉，女佣把它们拿走的时候，带着皇室的威仪，端在手里宛如族徽，宛如加冕典礼用的宝石。

克里斯汀的这个夏天与过去三年一样：她在阿岗昆公园[8]附近一处收费昂贵的女子夏令营地担任划船教练。她以前在那里露营过，所有的一切她都不陌生；她划船的技术甚至比打网球还要出色。

在营地的第二个星期，她收到一封他的信，盖着蒙特利尔的邮戳，从她家里的地址辗转寄来。印刷体的大写字母，写在一张绿色的纸上，两三句话而已。起首一句“我希望你很好”，接着是描述天气的只言片语，结尾处写着，“我很好。”署名，“你的朋友”。每个星期她都会再收到一封这样的信，内容大同小异。其中一封附了一张彩色的照片：是他，有一点斗鸡眼，兴高采烈地咧嘴笑着，比她记忆中抵在她蓬松起伏的裙褶旁边的那个他还要瘦长，花朵如焰火在他们周围次第绽放，他的一只手在她的大腿之间化成一片暧昧的模糊，另一只则落到了视线之外；她自己的脸上满是震惊与愤怒，仿佛他正用那只看不见的拇指在戳她的屁股。

克里斯汀回了第一封信，但从那以后高年级学生就在努力训练，参加划船比赛。夏天结束，收拾行李回家的时候，她把所有的信都扔掉了。

回家几个星期之后，她又收到一封绿色的信笺。这一次，顶端印了一个寄信人的地址，克里斯汀发现，那地址就在她自己的城市里，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每天她都在等着电话铃响起；她非常确信，他一定会首先通过一个只闻其声的电话来尝试联络她，所以突然在校园里遇见他的时候，她完全没有准备。

“你好吗？”

他的微笑一如往常，但是其他的一切都每况愈下。他更瘦了，如果这还有可能的话；外套的袖口新长出了一片茂密的线头，似乎是要遮住双手，那双手如今实在被咬得不成样子，看上去像被老鼠啃过一样。他的头发垂下来盖过了眼睛，没有修剪，也没有涂发油；他的眼睛凹陷的脸上呈现为一块脆弱的三角形肌肤，绷在骨架上，跳到镜片后面，好像一条藏在风帽里的鱼。他的嘴角叼了一根烟头，他们并肩走着的时候，他用烟头又点了一支烟。

“我很好，”克里斯汀说。她心想，我不会再和他纠缠了，我受够了，我已经为国际友好做过贡献了。“你呢？”

“我现在住在这里，”他说，“也许我学经济学。”

“那挺好的。”他听上去不像是被任何学校录取了。

“我来看你。”

克里斯汀不知道他究竟是在说他已经离开了蒙特利尔，好离她近一点，还是他只是想去她家里做客，就像春天时那样；不管是哪一种，她都不想再给牵扯进来。他们走到政治经济学系的大楼外面。“我要在这里上课，”她说，“再见。”她这样未免冷酷无情，她意识到了，可是长痛不如短痛，她漂亮的姐姐们从前一直就是这么说的。

后来，她觉得自己真是失策，让他知道了自己上课的地方。虽然每个学院里都贴着一张课程表：他唯一要做的，就是找到她的名字，再把她所有可能的行踪都用大写字母记到他的绿色便笺本里。从那天起，他就再也没让她清静过。

一开始，他在教室外面等她出来。她草草和他打声招呼再继续往前走，但是没有用；他远远地跟在她身后，一成不变地微笑着。后来，她一言不发，假装没看见他，但那也无济于事，他还是跟着。她对他多少有点害怕这件事——又或许只是难堪？——似乎只会激励他继续下去。她的朋友们开始注意到他，问她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在她身后尾随；她根本答不出来，因为她自己也一无所知。

时间过了一周又一周，他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她开始在课间连走带跑，最后彻底跑了起来。他倒是体力充沛，烟抽得那么凶，呼吸却好得出奇：他会快步跟在克里斯汀身后，不追近也不落后，似乎自己是一只拉绳玩具，用一根细线和她连在一起。她知道他们有多可笑，在校园里飞奔而过，俨然动画短片里的场景，一头笨重的大象，被一只面带微笑却形容枯槁的老鼠追赶，两个人无休无止地演着默片喜剧经典的“你追我逃”[9]；但她觉得，比起慢吞吞的走路时颈后的肌肤被他盯得寒毛倒竖，这样赛跑她反倒不那么紧张。起码她的肌肉有了用武之地。她计划好了路线、出口：她会冲进咖啡店女厕所的前门，再从店铺的后门出去，他就跟不上了，直到他发现了另一扇门为止。她会试着在那些让人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拱门和走廊之间迂回穿梭，好把他甩掉，可是他似乎和她一样熟悉这片建筑迷宫。实在不行，她还可以去女生宿舍楼，安全地待在里面，看着他在门房那句“男士止步”的厉声呵斥中踉跄着停下来。

午餐成了一个难题。她会坐在那，常常是和辩论社的其他成员一起，刚刚津津有味地吃起一个三明治，他就突然出现，像是从哪个看不见的下水道口冒出来的一样。这时，她要么放下吃了一半的三明治，从餐厅的人潮中硬挤出去，要么就任凭他站在她的椅子后面把午餐吃完，同桌的每个人都非常清楚他的存在，聊天变得很不自然，说着说着就没了声音。她的朋友们都学会了隔着老远就把他认出来的本事；她们站岗望风。“他来了。”她们会低声耳语，知道赛跑即将开始，还帮她整理东西。

有好几次，她厌倦了跑来跑去，就转过身去和他对峙。“你到底想怎么样？”她会问他，气势汹汹地死盯着他，几乎双拳紧握；她想狠狠地摇晃他，揍他一顿。

“我想和你说话。”

“好啊，我在这儿呢，”她会说，“你想说什么？”

可他什么都不会说；他会站在她面前，双脚动来动去，似乎略带歉意地微笑着（虽然她从来说不准那个笑容的真正意味，咬破了的嘴唇在被尼古丁熏黄的牙齿上方分开，嘴角扬起，整张脸硬邦邦的一动不动，为一个看不见的摄影师摆着姿势），他的目光在她脸上飞快地移动，仿佛在他眼中，她是万千的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