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第2/4页）

安慰我，阿莱，把你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我需要你的手，就如同我小时发烧母亲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一样，今天我需要一只手，不管它是怎样的手，只要它放在我的额上，我就会感到安慰，我就会逐渐安静，但是，阿莱，你的手在什么地方？我躺在床上，浑身无力，奄奄一息，这一切仿佛是在夏季的某个雨夜，风忽然吹开了窗户，吹得窗帘四下飞舞，雨声凄切，我想到你，我的阿莱，你站在门前的屋檐下，用手接起冰冷的雨水淋在我的额头上。让我攥紧拳头的手松开，可是阿莱，你的手没有出现，夜色和雨水隔开了我们，我们各自困守着自己的困惑和绝望，计算着阵阵涌起的心酸，还有，阿莱，你的手没有神奇地出现在我的额头上这件事叫我痛苦。

谈到性这个东西我不由得联想到了一些农作物，一来为人的某些不道德之处感到脸红，二来也为那些植物叫屈，经常可以看到有报纸报道某农业科学家花上几年或几十年为那些植物乱配，最终得到一优良品种而成为人类的骄傲，细想他们不过是拿一些不同品种的作物相互操来操去，然后再用它们的下一代同上一代操，下一代同下一代操，第三代和第二代操——总之是乱操一锅粥，直至出现一稳定杂种为止，当然，那时他们也是断然不会罢休的，从来没有人为那些作物想一想：他们喜不喜欢此种淫乱生涯，被强xx的向谁去诉苦，它们怎么评价那些科学家，试想有朝一日那些植物得了势……简直不敢想象，从另一个角度讲，人类给植物的政策也太宽松，允许它们自由往来，最流氓的被冠以"京欣一号"之类大肆宣扬而不顾其影响好坏，而这个政策从来没有被恩准到人类头上——不知人这种东西的态度为何如此缺乏一贯性——也就是如此立场不坚定？

记得第一次跟向晓飘上床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性经验，干了几次都没成功，想想那时的尴尬劲儿我就觉得好笑，我伏在她身上，她奋力分开双腿，最终忍不住这儿那儿的瞎指导，直到我浑身大汗。一筹莫展时才算踏实，我狼狈不堪地从她身上爬起来（还带着一个皱巴巴的避孕套），看都不爱看她，心里窝火得要命，要知道，为那一次我忙活了好几天，又是看书推算安全期，又是装做满不在乎的样子去商店买避孕套，没想到整件事就这么一个结果——我不得不再次动用那个我最爱使用的形容词了——丑态百出！

叫我怎么说这个让我第一次陷入肉欲的女孩呢？高中同学？小矮个儿？小圆脸儿？这些似乎都不合适，那她是什么？——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然而又是非常现实的矛盾体，此人胯部窄小，梳一个娃娃头，皮肤白皙，长睫毛，小眼睛，爱说也爱听甜言蜜语，一本不落地看过所有的琼瑶小说（包括假琼瑶），鼓励我写过一段酸不可言的情诗，成天跟我通信，据说是非常爱我，耽误我学业也毁了自己，曾经有一段，她成天如影随形般跟着我，在学校里招摇过市，在马路边亲嘴儿，在四周无人时摸来摸去，一提分手就痛苦异常，让我腾不出身来嗅老X，让我父母和她父母相互怨恨，让同学们以为我们整天练来练去而心情浮躁……实际情况叫我羞愤不已——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这事无论对朋友对自己都无法交待，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混了三年居然没有真正发生过一次性关系！

我的朋友们看到这里我想都会眨巴着双眼发出疑问——那对儿傻逼那一阵儿都干了些什么？

我无言以对。

有些事情如果和后面的事情联系起来就显得没劲了，可如果只关注某一个片段，还是挺叫人欣慰的，三年的高中生活我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忆的事情，除了向晓飘，除了与她一次又一次的约会，在紫竹院，在北海，在香山，在景山，在陶然亭，在宣武公园，在天坛，在什刹海，在北京的每一个十字路口，在草丛里，在大树下，在商店门口，在厕所边上……总之，那时我们除了心不在焉地上课。补课，其余时间都在以叫人吃惊的热情用于那数不清的荒唐约会，约会的内容叫人泄气——聊天，走，接吻，抚摸一一惊人的枯燥乏味，用现在年轻人的眼光看，那不过是两个丧心病狂的假正经的可笑行径罢了。

可惜那段时间至少我不那么看，我想的多着呢——成家，立业，父母，小孩，亲戚，朋友……面面俱到，甚至在每一个细小的行动中都体现了这一点，分文理班时我学理，让不怎么聪明的她学文，为的是以后家里的电器坏了我好大包大揽。在同学们上课疯狂记笔记的当口，我在下面认真默写昨晚临睡前背的《四川菜》——事实证明，人的主观愿望和现实比起来是多么地叫人悲哀——结果大家已经知道了，刚上大学没多久，我们就分手了，这就是我所有纯洁无瑕的过去，当然，把它当作一个偏执狂的精神病史也未尝不可。

顺便讲一讲我第一次成功的性经历，到此时再不讲我想读者一定会这样问自己：难道我非得看完这个连乱搞都不会的笨蛋写的小说吗？

现在的学生们也许比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对待性的问题更加合乎常情，我想他们看这本书时也许会叫我们老古董，就像我们看待我们的父辈一样，华杨就曾告诉我，有一天深夜，他发现自己的父母在看毛片儿，隔着墙壁他听了听，原来是他曾经录过的一盘，巨不清楚，而且毛片质量低劣至极，属于那种四十八式之类的旧货——"真可怜"，他用沉痛的语气告诉我，"他们竟然看了两遍！"这件事表明了不同年代人之间的差异，就如同美国四五十年代的老百姓都能开着车到处练，而我国即使是最牛逼的高干及子弟也鲜有此机会一样，差异这东西是没法解决的。

言归正传。

我第一次成功地练的女孩是老X，陆然知不知道这件事我不清楚，那得看老X的精明程度，我要是她就不讲，讲了对谁都没好处的事还是少讲为妙。老X不仅上高中时跟我是同校，上小学时也跟我是同校，我还亲手接过她代表学校发给我的奖状呢，当时阳光耀眼，鼓乐喧天，全校同学站在教学楼前，我带着红领巾，穿着一件白衬衫，一条蓝裤子，和全校同学一起唱歌——"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拿起刀枪参加红军"……其实那个时刻我们那些唱歌的人都没太准备好，我们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准备干别的了。

唱完歌就是一通领导讲话，学校的扩音喇叭里传出夹杂着沙沙的类似美国短波似的装饰音，当时学校官僚作风十分严重，一个狗屁小学有一个正校长零三个副校长，还有诸如少先队指导员等多种称呼的各色人等，每次全校大会，他们坐台上，有茶杯，台子两边各有一排槐树，他们一般正好处在阴凉里，我们这帮小孩坐台下，太阳正好能晒得我们找不着北，他们一个一个地发言，我们只好一个一个地听。当时我还小，坐在下面，奋力张开被晒得五迷三道的小眼睛，双手背后，双脚并齐，腰杆儿挺得笔直，不直不行，因为我们老师在后面的树阴下一边跟别的老师聊天一边盯着，这种场合，我最希望得到的就是表扬，而不是批评，于是我伸长耳朵听着一系列的发言，也不跟同学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