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关于十九岁及一些零散杂忆（第2/3页）

总之，我相信即使是在十九岁时，我就已经意识到佛罗多和他奋力摆脱那个伟大的指环的故事属于第二类。这个故事基本上能算是以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为背景的一群本质上具有英国特征的朝圣者的冒险故事。我喜欢探险这个主题——事实上，我深爱这一主题——但我对托尔金笔下这些壮实的农民式的人物不感兴趣（这并不是说我不喜欢他们，相反我确实喜欢这些人物），对那种树木成荫的斯堪的纳维亚场景也没有兴趣。如果我试图朝这个方向创作的话，肯定会把一切都搞砸。

所以我一直在等待。一九七〇年时我二十二岁，胡子中出现了第一缕灰白（我猜这可能与我一天抽两包半香烟有关），但即便人到了二十二岁，还是有资本再等一等的。二十二岁的时候，时间还在自己的手里，尽管那时难缠的巡警已经开始向街坊四处打探了。

有一天，在一个几乎空无一人的电影院里（如果你真好奇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是在缅因州班哥尔市的百玖电影院里），我看了场瑟吉欧·莱昂内执导的《独行侠勇破地狱门》。在电影尚未过半时，我就意识到我想写部小说，要包含托尔金小说中探险和奇幻的色彩，但却要以莱昂内创造的气势恢弘得几乎荒唐的西部为背景。如果你只在电视屏幕上看过这部怪诞的西部片，你不会明白我的感受——也许这对你有些得罪，但的确是事实。经过潘那维申『注：一种制作宽银幕电影的工艺，商标名。——译者注。如无特别说明，后文中的注解一律为译者注。』镜头的精确投射，宽银幕上的《独行侠勇破地狱门》简直就是一部能和《宾虚》相媲美的史诗巨作。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看上去足有十八英尺高，双颊上挺着的每根硬如钢丝的胡茬都有如小红杉一般。李·范·克里夫嘴角两边的纹路足有峡谷那么深，在底部就变得有些窄小（见《巫师与玻璃球》）。而望不到边的沙漠看上去至少延伸到海王星的轨道边了。片中人物用的枪的枪管直径都如同荷兰隧道般大小。

除了这种场景设置之外，我所想要获得的是这种尺寸所带来的史诗般的世界末日的感觉。莱昂内对美国地理一窍不通（正如片中的一个角色所说，芝加哥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边上），但正由于这一点，影片得以形成这种恢弘的错位感。我的热情——一种只有年轻人才能迸发出的激情——驱使我想写一部长篇，不仅仅是长篇，而且是历史上最长的通俗小说。我并未如愿以偿，但觉得写出的故事也足够体面；《黑暗塔》，从第一卷到第七卷讲述的是一个故事，而前四卷的平装本就已经超过了两千页。后三卷的手稿也逾两千五百页。我列举这些数字并不是为了说明长度和质量有任何关联；我只是为了表明我想创作一部史诗，而从某些方面来看，我实现了早年的愿望。如果你想知道我为何有这么一种目标，我也说不出原因。也许这是不断成长的美国的一部分：建最高的楼，挖最深的洞，写最长的文章。我的动力来自哪里？也许你会抓着头皮大喊琢磨不透。在我看来，也许这也是作为一个美国人的一部分。最终，我们都只能说：那时这听上去像个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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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关于十九岁的事实——不知道你还爱不爱看——就是处于这个年龄时，许多人都觉得身处困境（如果不是生理上，至少也是精神和感情上）。光阴荏苒，突然有一天你站在镜子跟前，充满迷惑。为什么那些皱纹长在我脸上？你百思不得其解，这个丑陋的啤酒肚是从哪来的？天哪，我才十九岁呢！这几乎算不上是个有创意的想法，但这也并不会减轻你的惊讶程度。

岁月让你的胡须变得灰白，让你无法再轻松地起跳投篮，然而一直以来你却始终认为——无知的你啊——时间还掌握在你的手里。也许理智的那个你十分清醒，只是你的内心拒绝接受这一事实。如果你走运的话，那个因为你步伐太快，一路上享乐太多而给你开罚单的巡警还会顺手给你一剂嗅盐（注：嗅盐，是一种芳香碳酸铵合剂，用作苏醒剂。）。我在二十世纪末的遭遇差不多就是如此。这一剂嗅盐就是我在家乡被一辆普利矛斯捷龙厢式旅行车撞到了路边的水沟里。

在那场车祸三年后，我到密歇根州蒂尔博市的柏德书店参加新书《缘起别克8》的签售会。当一位男士排到我面前时，他说他真的非常非常高兴我还活着。（我听了非常感动，这比“你怎么还没死？”这种话要令人振奋得多。）

“当我听说你被车撞了时，我正和一个好朋友在一起。”他说，“当时，我们只能遗憾地摇头，还一边说‘这下塔完了，已经倾斜了，马上要塌，啊，天哪，他现在再也写不完了。’”

相仿的念头也曾出现在我的脑袋里——这让我很焦急，我已经在百万读者集体的想像中建造起了这一座“黑暗塔”，只要有人仍有兴趣继续读下去，我就有责任保证它的安全——即使只是为了下五年的读者；但据我了解，这也可能是能流传五百年的故事。奇幻故事，不论优劣（即使是现在，可能仍有人在读《吸血鬼瓦涅爵士》或者《僧侣》），似乎都能在书架上摆放很长时间。罗兰保护塔的方法是消灭那些威胁到梁柱的势力，这样塔才能站得住。我在车祸后意识到，只有完成枪侠的故事，才能保护我的塔。

在“黑暗塔”系列前四卷的写作和出版之间长长的间歇中，我收到过几百封信，说“理好行囊，因为我们十分内疚”之类的话。一九九八年（那时我还当自己只有十九岁似的，狂热劲头十足），我收到一位八十二岁老太太的来信，她“并无意要来打搅你，但是这些天病情加重。”这位老太太告诉我，她也许只有一年的时间了（“最多十四个月，癌细胞已经遍布全身”），而她清楚我不可能因为她就能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罗兰的故事，她只是想知道我能否（“求你了”）告诉她结局会怎样。她发誓“绝不会告诉另一个灵魂”，这句话很是让我揪心（尽管还没到能让我继续创作的程度）。一年之后——好像就是在车祸后我住院的那段时间里——我的一位助手，马莎·德菲力朴，送来一封信，作者是得克萨斯州或是佛罗里达州的一位临危病人，他提了完全一样的要求：想知道故事以怎样的结局收场？（他发誓会将这一秘密带到坟墓里去，这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我会满足这两位的愿望——帮他们总结一下罗兰将来的冒险历程——如果我能做到的话，但是，唉，我也不能。那时，我自己并不知道枪侠和他的伙伴们会怎么样。要想知道，我必须开始写作。我曾经有过一个大纲，但一路写下来，大纲也丢了。（反正，它可能本来也是一文不值。）剩下的就只是几张便条（当我写这篇文章时，还有一张“阒茨，栖茨，葜茨，某某—某某—篮子”这是在“黑暗塔”中出现过多次的一段童谣。贴在我桌上）。最终，在二〇〇一年七月，我又开始写作了。那时我已经接受了自己不再是十九岁的事实，知道我也免不了肉体之躯必定要经受的病灾。我清楚自己会活到六十岁，也许还能到七十。我想在坏巡警最后一次找我麻烦之前完成我的故事。而我也并不急于奢望自己的故事能和《坎特伯雷故事集》或是《艾德温·德鲁德之谜》归档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