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南朝试验田 短命鬼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南朝，那就只有四个字：乏善可陈。短短的一百六十九年间，居然换了四个朝代。其中年头最长的是刘宋，六十年。其次是南梁，五十六年。再次是陈，三十三年。最短是南齐，二十四年。

宋、齐、梁、陈，都是短命鬼。

王朝短命，皇帝亦然。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个，居然只有一年。此外，在位两年、四年和八年的各三个，三年的七个，五年和六年的各一个。超过十年的只有五个，其中十二年的两个，十五年的一个。[1]

那么，在位时间长的又如何？

也不怎么样。梁武帝萧衍四十八年，宋文帝刘义隆三十年，在位时间都不短。但，梁武帝困死宫中，刘义隆则被自己的儿子谋杀。实际上南朝二十四帝，至少有十三个死于非命，凶手则从太子、宗室、权臣，到侍从、禁卫军、叛乱者、外敌和新皇帝，形形色色不一而足。[2]

这很值得琢磨。

当然，宋、齐、梁、陈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刘宋皇帝共八个，不得好死的竟有五个；南齐皇帝七个，死于非命的有四个，都超过半数。最惨的是南梁，四个皇帝全都不能寿终正寝。而且，这三个朝代被杀的皇帝，竟有六个是未成年人，其中年龄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岁。[3]

情况最好的是陈。包括亡国之君陈叔宝，也都没有被谋杀，他甚至活到了隋炀帝迁都洛阳那年。不过，陈朝五帝中仍有一个是被废掉的，而且，被废一年半以后就神秘地去世，年龄只有十九岁，难道不可疑吗？[4]

更何况，陈实在不好意思再叫做朝。当他们接受禅让建国时，南梁的国土已经大面积沦丧，陈朝也只能龟缩在东南一隅等着隋来灭亡，尽管他们曾经也想振作一番。可惜，无可奈何花落去，好景不再来。

其实宋、齐、梁、陈的开国皇帝都是有为之君，也都开创过新气象，因此宋有元嘉之治，齐有永明之治，梁有天监之治。但无一例外，紧接着都是大乱，然后则是亡国。一部南朝史，几乎就是治乱循环史。

这就与北魏大不相同。

北魏也乱，十四个皇帝有九个非正常死亡。但北魏动乱的结果是前进，是由蛮夷之邦变成了中华帝国。南朝却早就丧失了中华帝国的意识和气度，更没有东晋那样中央政府的名分，只不过庞大的诸侯王国而已。[5]

结果是什么呢？

是就连汉化了的胡人也看他们不起。在北魏的官方史书中，东晋是被称为“僭晋”的，刘宋、南齐和南梁则被称为“岛夷”。也就是说，晋代表华夏正宗不成问题，只不过东晋政权的合法性可疑。之后的南朝则连冒充中华的资格都没有，只能算作蛮夷，还是小蛮夷。[6]

这可真是莫大的讽刺。

于是我们要问：南朝的存在也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吗？如果有，又是什么呢？

充当中华文明的试验田。

实际上，一向被许多人忽视的南北朝恰恰是中华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北方和南方都在进行各种探索和实验，只不过北方更多地提供了成功经验，南方却在试错。然而试错同样是有意义的。事实上，正是由于有北方的经验和南方的教训，后来的隋唐才能实现大变革。

在历史问题上，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那么，南朝的实验又是什么？

改革东晋的政治。

我们知道，东晋的政权是士族的，政治是门阀的。然而南朝的开国之君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和陈武帝陈霸先，却都是寒门素族和行伍出身。这就跟晋武帝以儒生和名士自居大相径庭，也必然导致政权内部士族与庶族、文官政府与军人政权的矛盾。

南朝之乱，主要原因在这里。

问题是，士族的政权，为什么会落到军人手里？

因为士族越来越懒惰和无能。按照门阀制度，那些名门望族的子弟天生就有做官和免税的特权，法律和制度保证了他们可以不劳而获。因此，这些家伙从小就锦衣玉食游手好闲，只知道峨冠博带高谈阔论，或者涂脂抹粉顾影自怜，地地道道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这是一些寄生虫。

寄生虫是不会有上进心和创造力的，也不会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养尊处优的世家子弟们甚至把官职分成了清浊两种。只不过，清官的意思不是清廉，而是清闲。因此与“清官”相对应的也不是“贪官”，而是“浊官”。

浊官的职责是处理具体事务，比如税收和诉讼。这些俗务烦杂、琐碎而劳碌，寄生虫们根本就不愿意去做。久而久之，他们就变成这样：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7]

这是一群窝囊废。

窝囊废和寄生虫，能保家卫国吗？不能。能安邦定国吗？也不能。能从蛮族手里收复中原吗？更不能。

于是，寒门素族有了机会。

机会是名门望族让出来的，尤其是既辛苦又有危险的军职。这就给了底层平民一个进身之阶，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则正好抓住了机会和机遇。而且自从刘裕成功，寒门子弟便形成了一个共识：要想出人头地，就去当兵。

南朝都是军政府，并不奇怪。

不过刘裕能够成功，又与东晋的国情有关。东晋其实是没有中央军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有。琅邪王司马睿建立的政权是一个流亡政府，哪能真以中央的名义一统江山号令天下（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

举足轻重的，是北府和西府。

北府和西府都是军事集团，组成部分主要是躲避战乱的南下流民，性质则介于官军和民兵之间。由于驻军地点分别在东晋首都建康以北和以西，所以叫北府和西府，也叫徐州北府和豫州西府（或荆州西府）。[8]

刘裕改朝换代，依靠的就是北府。

这也并不奇怪。事实上，两府统帅虽然名义上都是朝廷命官，手下的兵丁和将领却由自己招募。因此，统帅如果对王朝忠心耿耿，他们就是东晋国军，比如淝水之战时谢玄指挥的北府兵。相反，如果统帅别有用心，他掌握的武装力量就不会被用来保卫王室，而是颠覆政权了。

桓温指挥的西府兵，就是这样。

因此，东晋王室和朝廷对两府充满纠结。他们既希望有人为自己平息内乱抵御外敌，又害怕后者一旦成功便尾大不掉。这些家伙的如意算盘是：两府不用帝国劳心费力养兵千日，却能完全服从中央指挥驰骋沙场，还不至于因为做大做强而危及王朝和政权的稳定。

可惜天底下从来就没有这么便宜的好事。机关算尽的结果，是收复中原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丧失，篡位夺权的事情则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只不过前几次功败垂成，刘裕则成功了。他不但终结了东晋，也终结了士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