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到底玄不玄（第3/3页）

言意之辩

有过爱情经历的人肯定有过这样的体会，即感情的产生往往是随机的，当双方的眼神一碰，即产生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理感受，这时候所有的语言会变得苍白无力，所谓情到深处人孤独。

哲学家的孤独感也来自于他们对于宇宙和生命的独特感受，当思想的触角深入到生命深处的时候，人生的玄机浮现，但这种玄机或许是稍纵即逝的，是难以与人分享的。

魏晋时期那些富有反抗精神的贵族，显然对语言的问题有了兴趣，他们希望有新的方法能够像“奥康剃刀”一样，将经师们洋洋万言的对于圣人语录的注解清扫，从而为新的思想腾出空间。玄学家们所利用的“剃刀”主要是道家的理念。道家一直反对儒家的“立言”方面，强调“道”本身是不可言说的。这种说法之所以在魏晋时期又一次提出来，实在是因为制度化儒家之后，经学弄得过于烦琐了，许多人便拿出《易经》和《老子》《庄子》中对于语言和对象关系的讨论，来质疑那些经师是否真正能够成为圣意的传达者。

玄学之辨名析理，其基本的方法就是语言分析，当时的名士们显然对古代的名家感兴趣，谢安还专门请人讲公孙龙子的《白马论》，可惜的是谢安听了半天没听清楚，搞得讲课的人哀叹，不仅很少有人能讲《白马论》，就是听得懂的人都没有了。

我们现在知道公孙龙子将自己所骑的白马证明成不是马，他玩弄的是概念游戏，相比守关的人被他一通搅和，早就晕了。不过魏晋时期参与讨论的可都是成名人物，他们对于言意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与大多数玄学命题一样，“言意之辩”也起源于汉末魏初的人物品评活动。当时人们越来越多地强调一个人的气质是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言辞乃至眼神来体现，所以语言的局限性被越来越强烈地感受着。当然提出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意义是借此对儒家经典的意义提出怀疑。如出身于经学世家的荀粲，他发挥孔子弟子子贡所谓的“夫子（孔子）论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这段话，指出圣人关于人生根本意义的说法，并没有见诸文字，而留下来的“六经”，“固圣人之糠秕”。据说他的这套说法当时并没有人能难得倒。

“言不尽意论”是当时的主流看法，所以主张言能尽意的欧阳建在《言尽意论》中将自己称为“违众先生”。欧阳建指出，要对事物作出规定必须依赖于语言，否则人和人之间就无法交流了。

语言虽是主观的，但语言的不同完全要依赖于对象的不同，这就好像是影子和事物本身一样，所以“名”和“言”与事物之间有一致性，进而语言可以表达对象。不过总的感觉是欧阳建并非真正地了解“言意之辩”的核心问题。对此王弼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王弼在阐述其以“无”为本的观点时，强调成为万事万物之本质的“道”是不可言说的。那么，人如何体会“道”呢？必须借助于语言和意象。但他又指出这些语言和意象只是通向“道”的工具。王弼对《老子》《庄子》和《周易》都进行过仔细的研读，《庄子》说过“言者所以得意，得意而忘言”；《周易·系辞》中则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所以他综合《庄子》和《周易》，以老、庄来解易，从“言”、“象”、“意”三者的关系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王弼从《易经》的卦辞、卦象和圣人制作卦的意义出发，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言”和“象”去了解意义。并由此提出，“言”是用来说明卦象的，而卦象是用来说明圣人心中的意思的，关键是要认识什么是手段，什么是目的。因此不能拘泥于“言”和“象”：“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得意在忘象，得意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周易略例·明象》），王弼的立场是相当折中的，他既承认语言和意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同时又判断意义才是最关键的，进而反对像经学家那样进行语言崇拜。而“得意忘言”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趣味。我们且看陶渊明那首流传久远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简直就是“得意忘言”这一玄学命题的诗歌版。王国维曾以“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来描述中国诗歌对于意境的追求。的确，通过魏晋时期名士们对其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超越具体形式的限制而达成对于某种境界的认识，是中国艺术的最终极的追求。

（干春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