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第2/3页）

上述行径真是愚蠢，而且无知。无止境的攻击和迫害并没能使犹太人喜欢基督徒。直接的后果是，一大批第一流的智慧退出了公共交往领域，成千上万天资聪颖的年轻人本来可以在商业、艺术和科学中一展身手，却把脑力和精力浪费在了无用的研究那些深奥莫测的难题和引发诡辩的旧书上，数百万无依无靠的男女青年注定要在臭气烘烘的小屋里过着畸形的生活，一方面听长辈们讲他们是肯定会继承这个世界及其财富的上帝的子民，一方面却又不停地听到别人骂他们是猪，只配上绞架或刑车，并因此恐惧得魂不附体。

要让在这种逆境中生活的人们（不管是谁）保持用正常的视角看待生活，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犹太人一次又一次被逼得对基督徒同胞采取疯狂行动；当他们愤怒到极点时还起来反抗压迫者，结果他们又被称为“叛徒”“忘恩负义的恶棍”，遭受更严重的欺侮和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只有一个结果：增加了心怀怨恨的犹太人，也让其余的犹太人意志颓丧。一言以蔽之，它使犹太区成为受挫的雄心和累积的仇恨的可怕的聚居地。

斯宾诺莎出生在阿姆斯特丹，因此幸而没有遭遇到大部分族人生来就承受的苦难。他首先被送进犹太教堂（合适的称呼是“生命之树”）掌管的学校去读书，学会了希伯来文的动词变化之后，立刻被送到博学的弗朗西斯科·阿皮尼厄斯·范·登·恩德博士那儿，研读拉丁文和科学方面的知识。

弗朗西斯科博士，恰如他的名字所示，出身于天主教徒家庭。相传他是卢万大学的毕业生。依照城中学识最为广博的教堂执事的说法，他其实是伪装的耶稣会成员，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不过这是一派胡言。弗朗西斯科博士年轻时确实在一所天主教的学校度过了几年时光，但他并不醉心于此。后来，他离开家乡安特卫普，抵达阿姆斯特丹，并在此开办了一所私立学校。

他拥有卓绝的因材施教的能力，善于想办法使学生们喜欢古文课程。阿姆斯特丹的加尔文派自由民不在乎他曾经与天主教的瓜葛，都甘心情愿且颇为自豪地把孩子托付给他。因为这个学校的学生在六韵步诗和静词变格上总是强于其他学校的学生。

范·登·恩德教授小斯宾诺莎拉丁文。另一方面，由于他还热心地追求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对乔达诺·布鲁诺崇拜得五体投地。毫无疑问，他会教给小斯宾诺莎不少正统犹太家庭一般不会提到的事情。

小斯宾诺莎一反当时的习惯，没有和其他学生一起寄宿学校，而是住在家里。他的学识很深，使家人非常惊喜，亲戚们都自豪地叫他小教授，毫不吝啬地给他零用钱。他没有把这钱浪费在烟草上，而是选购了哲学书。

其中，有一个作者令他尤为感兴趣。

这个人便是笛卡尔。

雷内·笛卡尔是法国贵族，出生在图尔和布瓦蒂耶交界处，查理曼大帝的祖父曾在这里挡住了征服欧洲的穆罕默德。笛卡尔不满10岁就被送到耶稣会接受教育了，并在那里度过了12年。笛卡尔很招人讨厌。因为他很有自己的想法，拒绝接受那些未经证明的东西。耶稣会会士也许是世界上唯一懂得对付这种难调教的孩子的人。他们不但不挫伤孩子，还能将其培养得很成功。要检验布丁就要品尝品尝。检验教育的成果也是一样。如果现代教育家学会了耶稣会罗耀拉兄弟的方法，我们也会有几个自己的笛卡尔了。

笛卡尔20岁时开始服兵役，他到了荷兰。在那里，纳索的莫里斯曾经从头到尾完善了他的军事体系，使他的军队成为有志当将军的青年的进修学院。笛卡尔并不经常去纳索亲王的司令部。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怎能当新教徒首领的仆人！这听来就像犯了叛国罪。不过笛卡尔感兴趣的是数学和炮术，而不是宗教和政治。荷兰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刚一结束，他便辞了职，前往慕尼黑，在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公爵麾下打了一段时间的仗。

但是那次战役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唯一一次至关重要的战斗是在拉罗谢尔附近进行的。那时，胡格诺派正在抵御黎塞留。笛卡尔返回法国，想学一些高级的攻坚战术。可是他厌倦了军营生活。他决定告别戎马生涯，致力于哲学和科学。

他自己有一笔小收入。他不打算结婚，也没有什么奢望，只想过宁静而快乐的生活，而且如愿以偿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中荷兰做居所。不过这个国家充满印刷商、出版商和书店，只要不公开攻击现存的政府和宗教，出版检查的法律就是一纸空文。况且，他从未学会他所移居的国家的语言（这种语言对真正的法国人来说并不困难），所以避开了不必要的伙伴和没用的谈话，能够把全部时间（每天差不多20个小时）用来工作。

对于当过兵的人来说，这种生活似乎过于枯燥。但是笛卡尔有生活的目的，对这种自我折磨的放逐生活很是满意。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逐渐相信，世界仍然被深不可测的无知笼罩着，被称为“科学”的东西其实距离真正的科学还很远很远，不首先铲平陈旧的错误和荒谬，普遍的进步就不可能实现。这可不是小事一桩。不过笛卡尔很有耐性，到了30岁，他开始向我们奉献出了崭新的哲学体系。他深为自己的工作所激励，在最初的提纲里加进了几何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在工作中他不偏不倚，这使得天主教徒骂他是加尔文派，而加尔文派又骂他是无神论者。

这些喧闹传到他的耳朵里，也丝毫没有干扰他的工作。他平静地继续自己的探索，在斯德哥尔摩同瑞典女王谈论了哲学，最后安详地在那里与世长辞。

在17世纪的人们中，笛卡尔主义就如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达尔文主义，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做一名笛卡尔主义者，在公元1680年是一件可怕的事，很不光彩。这等于宣称自己是既定社会制度的敌人，是索西奴斯信徒，是自认不能与体面人相提并论的下等人。这并没能阻止知识界大部分人痴狂地接受笛卡尔主义，就像我们的祖辈接受达尔文主义一样。但是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统犹太人中，这类题目是没有人提的。在塔尔穆德和托拉赫也没有人问津笛卡尔主义，因此它也就不存在。一经表明这种观念在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头脑里存在，结论就是必然的——只要犹太教堂的权威人士一出面调查此案件，并采取官方行动，斯宾诺莎也会同样不复存在。

那时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会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危机。斯宾诺莎15岁的时候，来了一个名叫尤里尔·艾考斯塔的葡萄牙流亡者。他毅然放弃了在死亡威胁下被迫接受的天主教，又回到父辈的宗教信仰。可是这个艾考斯塔不是普通的犹太人，而是个绅士，惯于在帽子上插一根羽毛，在腰边佩一把剑。那些在日耳曼和波兰学校接受过训练的荷兰犹太教士所表现出的傲慢使他惊讶和愤怒，而且他也很自高自大，从不屑掩饰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