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比秩”的性格、功能与意义（第4/12页）

这个问题该怎么看呢？不妨从审读《置吏律》开始：

1.除吏、尉，已除之，乃令视事及遣之；所不当除而敢先见事，及相听以遣之，以律论之。啬夫之送见它官者，不得除其故官佐、吏以之新官。

2.县、都官、十二郡免除吏及佐、群官属，以十二月朔日免除，尽三月而止之。其有死亡及故有缺者，为补之，毋须时。（《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94-95页）

第1条材料，所叙为吏、尉的派任及职权问题(32)。“尉”被释为“县尉”，那么“吏”约是县丞。汉代的丞、尉是由中央任命的。《置吏律》出自秦始皇五年（前242年）之前，其时丞、尉的任命者不像是秦王，因为秦律总不会规定秦王该怎么做、做错了就要“以律论之”。不妨推断丞、尉由丞相任命。

第1条的末句，注释者的译文是：“啬夫被调任其他官府，不准把原任官府的佐、吏任用到新任官府。”这规定很合情理，若啬夫调任时把下属也带走了，就会影响原官府的公务了。但律文说的只是“不得除其故官佐、吏”，却不是“不得除其佐、吏”，也就是说，只是不能辟其“故官佐、吏”而已，但可以辟除他人。辟除权力啬夫还是有的。要是他压根儿无权自辟，律文岂不无的放矢了么？所以《置吏律》反倒证明了啬夫有权自辟佐、吏。“啬夫”可能是县令(33)，那么县令可以自辟掾属。

第2条律文规定，诸县、都官及十二郡任免官属的时间，照例在十二月初一到三月底；若逢死亡或临时出缺，则可即时任命。若县令有权自行辟除，则都官及十二郡的长官也都有权任免官属。

这样说来，秦朝长官“自辟掾属”，还不是“不可能”的。当时人都了解长官可以自辟佐吏，所以不经意就会透露出有关消息。《韩非子·八经》：“下约以侵其上，相室约其廷臣，廷臣约其官属，兵士约其军吏(34)，遣使约其行介，县令约其辟吏(35)，郎中约其左右，后姬约其宫媛。”韩非精心规划了各有针对性的层层约束之法。其中“县令约其辟吏”，我们最感兴趣。什么是“辟吏”呢？学者释为“由县令直接任命的小官吏”(36)，释“辟”为“辟除”(37)。

若秦朝长官可以自行任命佐吏，汉初亦然，二者间不该横插一个“皆上言之”阶段。“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之说简单化了，其本意似乎不是说汉初所有掾史任命都需“上言”，只是说若经“上言”则“有秩”而已。

邹水杰君对秦汉郡县的员吏、私吏，进行了深入考察，此处值得引述。他指出，秦与汉初简牍显示，基层令长往往拥有很多舍人，他们相当于长官的私吏，但也协助长官处理公务。又，尹湾汉简木牍五显示，在西汉中期，东海郡府正式员吏只27人，实际掾史却达103人之多。多出来的不是正式员吏，而是太守自行招聘的宾客或私吏。海西县员吏只22人，县吏若以60人计，则县令自辟的达40人左右，几乎是员吏的两倍。于是邹水杰判断：“当时县廷中存在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按制度辟署的主吏掾或令史、尉史等属吏，另一部分是县令长自行招聘的宾客私吏，如客、舍人等由令长私府供养的人。”(38)

邹君的阐述，对眼下的讨论颇有帮助。由此我们首先知道，非员吏的数量大大超过员吏；进而因任用方式之异，属吏有不同身份。对任用方式，邹水杰君只用两分法，分成“按制度辟署”和长官“私人招聘”两种。但实际掾史的任命方式及其身份、秩级，也许更为多样。有的有员额，有的无员额；有的有秩级，有的无秩级；有的由公款支付薪俸，有的由长官自行供养。既令“按制度辟署”的，有的要“上言”，有的就不须上言，由太守自己作主；“上言”的也可能有多种情况，既可能是由上峰选任“空降”，长官被动接受；也可能由长官自行选任，然后报批或备案。若是“报批”，依然是权在上峰；若只是“备案”，则权在长官了。

尹湾木牍五：“今掾史见九十三人，其廿五人员，十五（？）人君卿门下，十三人以故事置，廿九人请治所置，吏羸员廿一人。”(39)仅这段文字，就包含了四种情况。第一是“员”，即基本编制；第二是“君卿门下”，门下近吏15人，应全由郡守自辟除；第三是“以故事置”，大概属于邹水杰君所说的“按习惯自设的岗位”；第四是“请治所置”，其29个掾史岗位，系因行政需要上请而“置”，设岗虽须朝廷批准，人选可能仍由太守自辟，其实是又一种“员”。

又据周长山君研究，战国到汉初，很多大臣都有“舍人”、“门下”，他们作为私属而承担职役，并有望被主人推荐做官。“诸曹出现以后，秦末汉初的宾客或舍人渐趋消失。他们与诸曹掾史合为一体了呢？还是以另外一种身份存在下来了呢？答案看来是后者。……诸曹出现以后，宾客或舍人以门下吏的形式留存下来，并高居诸曹之上，继续发挥着他们的作用，‘入则腹心，出则爪牙’。”(40)门下掾属的私属色彩最浓厚，他们源于先秦宾客、舍人或私吏，其身份变迁一脉相承，并没中断。在观察“自辟除”和“比秩”问题时，这一情况也必须考虑在内。

汉武帝时丞相就是有宾客的，那些宾客由丞相供养，参与谋议(41)。汉武帝没认为宾客参政非法。相府中有没有非“员吏”的掾史呢？不是没有可能。《汉旧仪》：“丞相车黑两轓，骑者衣绛；掾史见礼如师弟子，白录不拜朝，示不臣也”，“掾有事当见者，主簿至曹请，不传召”(42)。既云“丞相车黑两轓”，则其事在汉景帝之后(43)。“不臣”、“见礼如师弟子”等记载引起了安作璋先生的注意，他指出，那显示掾属是“丞相幕僚”，与丞相的关系“很特殊”(44)。其看法值得重视。“不臣”是说掾属与丞相并不只是“公对公”的关系，而是有如“师弟子”的，散发出了“私”的味道。

东汉后期，那“私”的味道更浓了。王充云：“儒生、文吏，俱以长吏为主人者。”(45)无论儒生、文吏，做掾吏就得把长官看成主子，视府为朝，自居于“臣”，双方有类“君臣”；双方有私人从属关系，调迁后仍向故主称“故吏”，甚至还得为故主服三年丧(46)。赵翼有见于此，云：“盖自汉制，三公得自置吏，刺史得置从事，二千石得辟功曹，掾史不由尚书选授，为所辟置者，即同家臣，故有君臣之谊。”(47)从西汉掾属对府主的“不臣”中，滋生了东汉掾属与府主的形同“君臣”。又祝总斌先生指出：“掾属之辟除，黜免，其权皆在诸公及开府府主，二者且有‘君臣’关系”，所以三公与掾属关系，不同于尚书令仆与尚书丞郎的关系，尚书诸官都是皇帝任命的(48)。所论虽为晋制，也不妨用以观察汉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