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三：品位结构中的士阶层（第2/16页）

较之周代的贵贱有别、士吏有别而文武不分，秦汉帝国品位结构，一度“贵贱相通”、“文武有别”、“士吏无别”。当然这是“概而言之”的，具体详下。

首先从“贵—贱”线索看，汉代官僚政治的特点是“布衣将相之局”，选官并不限定于某个特别的高贵阶层，身份性相当淡薄，小吏亦可迁至公卿，是为“贵贱相通”。官秩和爵级都是可变动、可晋升的，入仕者因官而贵、因爵而贵。用做官阶的禄秩来自周代胥吏“稍食”，甚至直接承袭了“稍食”以“若干石”谷物额度为秩名的做法，这是一种面向吏员的管理方式。

再从“文—武”线索看，在职位设置和职类划分上文武分途，吏员有文吏、有武吏、有军吏，各有不同冠服。汉代朝位遵循“文东武西”规则，即文官和武官东西两列对立。在秩级安排上，文官用“正秩”，而武官用“比秩”。就是说汉代品位结构上“文武有别”。但也要指出，秦汉职类上文武有别，但官僚迁转上文武无别，文官可以任武将，武将也可以任文官。而且汉代的品位结构，其“尚武”的色彩比后代浓重得多：二十等军功爵变成了社会的基本身份尺度，这与历史后期科举功名构成了社会身份的情况，形成了明显对比。“大将军”、“将军”被用作辅政者的加衔(17)，而这与后世用“大学士”作为辅政者的加衔，也构成了明显的对比。汉代“校尉”有时被用作儒者的荣衔(18)。郎署是王朝选官的枢纽，郎官具有浓厚品位意义，而郎官本是执戟宿卫的士官，这种晋身之阶也是“尚武”的。“允文允武”的古老理想，依然是官僚形象的典范(19)。

再从“士—吏”线索看，秦帝国“焚书坑儒”，汉帝国也是“以吏治天下”的。文法吏沿行政等级向上伸展，一度弥平了周代品位结构中士大夫与胥吏的鸿沟。秦汉的文法吏没有显示出跟哪个社会阶层有特殊关系，其品位特权比后世少得多。在刚刚登上政治舞台时，文吏还没有马上发展为“官僚阶层”，只是作为“新式吏员”活动着。随汉武帝独尊儒术，“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20)。帝国品位结构中由此出现了新的因素。但儒生加入行政官僚队伍之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其迁转被视之如吏，原则上要经郡县吏职、为“乡部亲民之吏”。南朝沈约、宋人刘邠及徐天麟，都敏锐注意到了汉代仕途士、吏无别、不同于后代的重大特点(21)。冷鹏飞先生的研究显示，西汉之由太学射策入仕者不过寥寥数人，而东汉103名太学生之可考者，无人由太学直接入仕，“这说明东汉时期太学生考试制度虽然存在，但经由考试入仕的太学生是很少的。据文献所示，许多太学生卒业后的出路是‘归为郡吏’。”(22)小吏亦能由卑而显，士人亦须由吏而显，若以此两点与后世比，则秦汉官僚等级管理上的“士、吏无别”是相对突出的。

然而儒生与文吏并立朝廷，毕竟带来了最初的士、吏之别。这时候的士、吏区别，我们发现其“分类”意义大于“分等”意义。具有品位意义的相关制度安排，是辟召“四科”与察举诸科。这些科目承载着选官资格，而我们已把“资格”列于“品秩五要素”中。在历史后期，科目和学历变成了最重要的品位安排之一。那么它们在帝制初期，是什么情况呢？

首先看“四科”。汉代选官以“四科”取士，“四科”即德行科、明经科、明法科和治剧科(23)。（“剧”是难治的县，能治理这种县的人才称“治剧”。）丞相任用吏员，或三公征辟掾属，都按“四科”分类任用。丞相府的西曹南閤祭酒、侍中，按规定应该用德行科；议曹、谏大夫、议郎、博士及王国傅、仆射、郎中令等，按规定应该用明经科；侍御史、廷尉正监平、市长丞、符玺郎等，按规定应该用明法科；三辅令、贼曹、决曹等，按规定应该用治剧科(24)。德行、明经两科偏重儒生，明法和治剧两科偏重文吏。“四科”资格是并列的，无尊卑优劣之别。

其次看察举诸科。汉文帝举贤良，汉武帝举孝廉，汉代察举制由此而成立(25)。由此各种察举科目，就成了前所未有的官僚资格，从而具有了品位意义。从察举科目看，贤良、文学、方正、明经、有道、至孝之类，以德行和儒学为条件，显然是面向士人的。“明阴阳灾异”科也不妨说是面向士人的，因为汉儒与方士合流，喜欢因灾异以说治道。而如明法、治剧、勇猛知兵法、能治河者之类科目，则以政事为本，士人在这些科目面前处于劣势。秀才科主要面向在职官员，无儒、吏之分。孝廉科则同时面向儒生、文吏。东汉顺帝的孝廉考试制度，就是“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26)，以儒生、文吏分科的，从制度上两种资格也是比肩并列的。

总观汉代“四科”和察举科目反映出的儒、吏关系，从资格分类说，儒、吏有别；就资格分等说，儒、吏无别。士人参政后，其在品位结构上最初造成的士、吏之别，主要体现在横向的资格分类上，而不是纵向的资格分等上。结构性的分析，向人们展示了汉代察举科目与唐以后科举科目的主要区别之所在。如果说唐代“明法”之科，多少还带有汉代科目体制之余绪的话，宋以下诸科向“进士”一科集中，则无论从分等还是分类看，科目已完全面向士人了。

两汉四百年中，贵、贱、文、武、士、吏各种因素在不断沉浮演变着。汉代儒生与文吏间既有疏离、冲突，二者又在缓慢融合。因朝廷崇儒，文吏开始学习经典而逐渐“儒生化”了；而儒生士人们日益熟悉了文法故事，也趋于“文吏化”了。经两汉几百年发展，士人已是一个文化雄厚、影响巨大的社会阶层了。他们成为官僚队伍的主要来源，即令未仕，也被人称为“处士”。“处士”之称明有待价而沽之意，暗示了朝廷屈尊礼贤的义务。东汉画像石中有一位乘牛车的“处士”，县功曹居然向其跪拜(27)。一旦在士林获得好评、赢得“士名”，则州郡察举、公府辟召纷至沓来。所以时人感叹着“序爵听无证之论，班禄采方国之谣”(28)，“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29)。可见汉末士林的人物品题，已在相当程度上支配了朝廷选官。有个著名隐士叫黄叔度，当时的三公陈蕃有言：“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绶矣！”(30)还有个民间经师郑玄，董卓时公卿们举其为赵相，袁绍征其为大司农(31)。大名士竟被视作公卿之选，可以迳登公卿之位。概而言之，秦汉文吏并不来自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但汉末选官已明显向一个特定的阶层——士人——倾斜了；士人阶层已推动了一种社会期待，官场也出现了一种选官新例：给予名士或士人以更高起家资格，高于非士人的普通吏员的起家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