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34岁就做到正部级官员的运动员（第2/4页）

由于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敏感的关系，中国队的班车一抵达目的地，庄则栋和科恩微笑着站在一起的画面，立刻被敏锐的日本记者捕捉到了，消息第二天就出现在了各大报刊的醒目位置，甚至是头版头条，成了爆炸性新闻。

赠送礼物时的场景

后来庄则栋回忆当时为什么要迎上去，说一是他觉得中国是礼仪之邦，“不能把人家晾在那里”，二是他想起了不久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老朋友斯诺时说的话：“我们要寄大希望于美国人民。”

据林克、徐涛、吴旭君所著《历史的真实》披露，毛泽东邀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是向美国高层传递往来信号。但美国高层并未捕获这一微妙细节。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中记述，“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

庄则栋和科恩回到各自队里，也是遭遇了不同的命运。

庄则栋的行为让整个代表团大为紧张，因为这是明显违反纪律的，所以当时甚至已经准备让他赶紧回国，听候处分。而科恩回团汇报后，经过层层报告，美国乒乓球队副领队哈里森提出了“希望带队访问中国”的请求。

4月6日，中国外交部拒绝了这一请求，周恩来圈阅，毛泽东晚上看到了这个文件，也对不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表示同意。

4月6日晚上，文件送走后，毛泽东提前吃了安眠药，打算睡觉。11点多，毛泽东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为他读“大参考”（供中央高层阅读的“参考资料”）。毛泽东本来已经昏昏欲睡。但在听到外电报道庄则栋在班车上和科恩讲话、送礼物的时候，他突然说起话来。吴旭君听了一会儿才听出，大意是：“打电话……美国队……访华！”

当时毛泽东自己规定：吃安眠药后讲的话不算数。吴旭君想，主席刚刚还圈阅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现在怎么又变卦了？所以她不敢动。

看吴旭君没动静，毛泽东生气了：“小吴，你怎么还不去办？”吴旭君故意说自己没听清。毛泽东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地说了一遍。听清楚了之后，吴旭君还是不放心，问毛泽东吃安眠药后说的话算不算数。毛泽东急了，一挥手，说：“算！赶快办，来不及了！”

就这样，一场大家都知道的“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就此拉开帷幕。

后来，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熊向晖对庄则栋说：“小庄，你这件事办到毛主席的心坎儿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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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庄则栋在这场改变中国乃至世界格局的外交中，成为一个“符号人物”。

这样一个“符号”，放到“文革”的历史背景中，必然会产生不同寻常的故事。

其实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庄则栋因为属于“保皇派”（反对批斗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而被批斗，在那段三个多月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批斗的日子里，一批庄则栋的教练和队友，都不堪受辱，选择了自杀，其中就有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

但是，那场“乒乓外交”，一下子改变了庄则栋的命运。1971年的“乒乓外交”后，入驻在乒乓球队的军管会领导被撤离，周恩来所调的三十八军政委王猛出任国家体委主任，国家体委从总参回归国务院领导。

1972年，庄则栋任团长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回国后，庄则栋成了国家青年队的领队兼总教练，同时兼任国家体委党组副书记。庄则栋后来回忆：“副书记就是挂个名，还是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但他自己可能还没意识到，作为一个运动员，他已经不知不觉地跨入了政坛。

1973年，庄则栋被派到“中央读书班”学习。“学的第一个文件就是《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庄则栋后来回忆，当时这封信对他影响很大，让他认为，听毛主席“亲密爱人”的话总是没错的，“要跟对人”。

在试图拉拢王猛失败后，江青开始指挥庄则栋批斗王猛。在王猛被调离后，作为“奖励”，34岁的庄则栋成了国家体委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正部级）。

就任体委主任后，江青、王洪文接见了庄则栋，告诉他：“你年轻，很多事情不懂，什么时候有问题找我们，都见。”

在“四人帮”的授意下，庄则栋提出了“不要专业，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开始大规模调整体委人事，大批地提拔“自己条线”上的人。根据庄则栋后来自己回忆，他当时选人的主要标准就是“可靠”，他也承认，大规模调整人事，得罪了很多人，“得罪的人不是一般的多”。但他也始终坚持一点：“我没打干部，更没整死人。”

庄则栋的儿子庄飙后来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在那个年代，父亲肯定也参与了“整人”，只是肯定没有“血淋淋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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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庄则栋的命运也急转直下。

首先，他被免去了国家体委主任的职位，然后被关到北京卫戍区审查，一审就是四年。审查结束后，庄则栋被安排到山西乒乓球队等候审查结果（据说当时对处理庄则栋有两种意见，一是按“敌我矛盾”处理，判刑，另一个是“犯严重错误”，考虑到他曾为国争光，只是一时误入歧途，先进行冷处理，不判刑。持后一种意见的，恰恰是当年庄则栋竭力要打倒的王猛）。

人生大起大伏，庄则栋首先失去的是爱情。

在1959年的维也纳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庄则栋认识了一位年轻的钢琴演奏家，叫鲍蕙荞，两人情投意合，很快就坠入爱河。

1967年，庄则栋与鲍蕙荞结婚。但“文化大革命”很快就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鲍蕙荞的工程师父亲首先被打为右派，随后庄则栋又因为不肯批斗荣高棠，每天挨批、挨斗、挨揍，鲍蕙荞被流放到干校，那段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随着庄则栋的“翻身”，鲍蕙荞也被江青从干校调到北京，为样板戏伴奏。一开始，鲍蕙荞非常感激江青，但后来发现周围人其实都对江青有意见，于是开始告诫她的丈夫：“她是整人的人，你要和她保持距离。”但庄则栋不以为意。

更让鲍蕙荞伤心的是，随着做了国家干部，庄则栋似乎慢慢变了。鲍蕙荞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我生第二个孩子斓斓的时刻，庄则栋已是体委主任。在分娩前，他匆匆地对我说：“我还要去会见外宾，我先走了。”一个下午，迟迟不见他来，后来，他终于出现在产房里。他背着手，不像在看自己的妻子，倒像一个大干部在巡视工作，身后还跟着一位最能标志首长身份的随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