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社会组织：上限未定（第6/8页）

公元100年：洛阳，420 000人，3.93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非常详细地描绘了汉朝一些主要城市的布局，却没有提供对人口的估计。从考古发掘报告和留存下来的城市平面图来看，似乎长安和洛阳（在公元前206~公元32年和公元32~220年两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分别为都城）的人口都有数十万。据史书记载，秦始皇曾于公元前3世纪20年代强行迁移了120 000户家庭到其都城咸阳，在公元前3世纪10年代又迁移了更多家庭去照料他的墓地。这些数字很可能有所夸张，但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时，咸阳可能的确有200 000人以上的居民。汉朝在长安的新都城至少也一样大。到公元前1世纪时，长安的两个主要市场面积分别达到了50公顷和25公顷，这也说明了人口之庞大。该城面积广大，达到了44.5平方公里，但从发掘区域的人口密度，以及一向不够完备的长安粮食供应记录来看，其人口数量不及当时的罗马。我估计到西汉末年时（即公元前/公元1年左右），该城的人口可能达到了巅峰，为大约500 000人，不过这种猜测的误差很可能会达到20%左右。

长安周围还有一些卫星城，使得估计其人口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围绕着皇陵发展起来的卫星城，分别散布在郑国渠两岸30千米和灞河、浐河两岸20千米的区域内。如果我们把长安及其卫星城合并在一起计算，那总人口会超过罗马，但由于这些卫星城从各方面来看都像是独立的城市，所以我没有这样做。也有一些证据表明长安在公元前100年后发展放缓，自汉武帝于公元前87年死后，也没有再建立新的卫星城。洛阳面积比长安小一些，但人口显然比长安稠密。我因此对洛阳做稍低的估计，认为其人口在公元100年巅峰时为420 000人。当然，如有上下20%的误差也是合理的。

公元前/公元1年：长安，500 000人（我的估计），4.68分。参见“公元100年”一段。

公元前100年：长安，375 000人（我的估计），3.75分。参见“公元100年”一段。

公元前200年：长安，250 000人（我的估计），2.81分。参见“公元100年”一段。

公元前300年：临淄、曲阜、洛邑、新郑、舞阳，125 000人（我的估计），1.17分。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考古资料依然很少，但这些城市的规模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下半叶似乎明显稳步扩大。最大的城市的城墙[舞阳（燕国），长达27千米；新郑（郑国/韩国），16千米；临淄（齐国），15千米；曲阜（鲁国），14千米；洛邑，后更名为洛阳（周朝都城），12千米]一般都围拢了9~15平方千米的面积，说明人口应在100 000~200 000人之间。然而，一些城市显然有较大的典礼和工业用地，而且（至少在起初）可能有大片的土地被并入城墙内，只是为未来的发展预留。下面的估计是我自己做出的，误差可能会比汉朝的城市大，甚至可能高达上下50%。

古代的文献资料并无多大帮助。《史记》中记载齐国的临淄有70 000户人家，号称有210 000名成年男子。司马迁评论说，该城如此拥挤，以致人们“挥汗如雨”。他的数字暗示总人口可能达到350 000~750 000人，这将使临淄的人口比同时代的巴比伦要多得多。不过，考虑到该城的实际面积，似乎是不大可能的；而且这还意味着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些城市在公元前500~前1年之间实际上没有增长，即使证据毫不含糊地表明它们的面积在这段时期至少增加了一倍，甚至可能增加了4倍。

贝洛赫认为战国时期（公元前480~221年）有4~6座城市的人口在100 000人以上，这与我此处所做的估计非常一致。

公元前400年：临淄、曲阜、洛邑、新郑、舞阳，100 000人（我的估计），0.94分。参见“公元前300年”一段。

公元前500年：临淄，80 000人（我的估计），0.75分。参见“公元前300年”一段。

公元前600年：临淄、洛邑，65 000人（我的估计），0.61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上半叶的考古证据，甚至比下半叶还要缺乏（其实比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晚期都要少）。我们可以肯定公元前1000年左右最大的城市，比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要小，但我们不能确定小多少。我猜测前者的人口大约是后者的一半，但是这全都依赖于对定居点面积和人口密度的估计。

关于最大城市（西周的都城、渭河流域的酆京和镐京，东周的都城洛邑）的资料非常少，而且大多局限于贵族陵墓和青铜器皿。酆京的出土物散布在大约12.5平方千米的区域内，而镐京的出土物散布在大约6平方千米的区域内，但这些区域只有小部分当年是盖有建筑物的。对于洛邑，我们甚至不知道那些偶然发现的出土物就是来自洛邑城本身，还是也有可能来自郑州。

冯·法肯豪森（Von Falkenhausen）认为“周原（即酆京和镐京地区）上的西周都城，是由一些宗教兼居住功能的大院落非常随意的聚合而构成的。这些院落散布在可能广阔达200平方千米的区域内。院落之间有大片的农田相隔”。如果他的说法是正确的，那就不仅意味着周朝都城人口非常之少，而且意味着由于居住模式过于分散，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的中国根本谈不上“城市”。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晚期的“城市”。

即便如此，这200平方千米内的出土物显然密度不同，（像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国作家们那样）认为酆京、镐京和洛邑是明显的核心地带，似乎是合理的，即使从有密集、连续的房屋建筑区域这个意义上判断它们不是严格的“城市”。我猜测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洛邑和酆京有35 000人，镐京可能有它们的一半。我想公元前1000年时洛邑和酆京还不大可能有50 000人，因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上半期的增长量不可能超过20 000人。因此，东方最大的城市是以相当平稳的增长率发展的，从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人口增长了一倍稍多，从35 000人增长至约80 000人。

公元前700年：临淄、洛邑，55 000人（我的估计），0.51分。参见“公元前600年”一段。

公元前800年：洛邑、酆京，45 000人（我的估计），0.42分。参见“公元前600年”一段。

公元前900年：洛邑、酆京，40 000人（我的估计），0.37分。参见“公元前600年”一段。

公元前1000年：洛邑、酆京，35 000人（我的估计），0.33分。参见“公元前600年”一段。钱德勒认为洛邑人口有50 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