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亚洲对工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反应 （1850～1945年）（第5/7页）

中国对西方优势地位的反应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跨越几十个世纪，并且不断取得辉煌成就，这就让中国的官员们很难相信野蛮的外国人具有值得学习的东西。因此，甚至直到帝国政府认识到有必要借助外国军事专家的帮助来镇压太平天国以后，才有极少数官员敢于或忧虑地正视中国衰弱的教训。改革者为建立一个更有效的陆军和海军的基础的努力很快消失了，这部分地是由于保守的反对派，同时也因为他们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以及在真正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模式的任何举动面前表现出畏缩。创造一个技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要求大规模的科技、教育和行政改革，而19世纪的中国改革家从未着手准备进行这些改革。那么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进一步的军事耻辱。1860年为报复中国关押外交官，英法联军竟然占领了北京并火烧圆明园。同年面临巨大压力的帝国政府将黑龙江以北领土割让给俄国，显然这让俄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获得了太平洋上的一个新出海口。法国占领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和老挝，1885年）和英国控制了缅甸（1886年）等地区是对被中国帝国政府历来视为进贡的附属国的剥夺。这些失败后果极其糟糕。另外，外国人控制中国海关（1863年）、邮政部门（1896年）和准许外国人建设铁路（始于1888年）似乎标志着中国统治权的最终崩溃。但是迅速刺痛中国人自尊心的不是西方人带来的耻辱，而是日本军队在朝鲜半岛的胜利（1894～1895年）。由于朝鲜与帝国首都距离较近，所以中国把朝鲜视为一个最重要的附庸国。然而，19世纪70年代日本对朝鲜产生了兴趣并最终使朝鲜政府沦为日本的傀儡政权。当中国试图干预时，勉强适应西方新式武器和管理模式的日本陆军和海军击败了中国军队。和平条约迫使中国全部撤出朝鲜，并将台湾和中国沿海的一些小岛割让给日本。日本还获得了巨额赔款。

显然日本也加入欧洲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列，同时开始了在太平洋的帝国扩张。1896年后朝鲜成为俄国和日本争执的焦点，在1904年两个敌对的帝国列强间的冲突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超出所有人的预料，日本轻而易举地战胜俄国再次取得了胜利。战后和平条约的规定将朝鲜全部纳入日本势力范围。后来朝鲜民族主义者的抵抗促使日本废黜了朝鲜最后一个国王并最终吞并朝鲜半岛（1910年）。

日本用一代人的时间就成功装备出远胜于中国和俄国的陆军和海军，即使对最保守的官员来讲这都是一个不小的震撼。然而，解决中国虚弱问题的努力仍未见成效，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敌对的欧洲列强和日本的代理人为了寻求特权和其他利益开始渗透到中国官方。大部分中国人认为，清政府对外国人的让步是在可耻地出卖国家利益。因此，尤其是在学生和其他年轻人中，以推翻满洲王朝并建立真正汉人的、想必是更加爱国的政府为目标的秘密组织开始广泛发展。当皇帝尝试的一些激进改革（1898年）刚开始就被一些担心丧失特权的满族大臣扼杀时，革命和民族主义的观点得到了新的推动。对中国懦弱无能的另外一种激进的反应以强烈排外的半公开组织的形式出现。西方人称其成员为“拳民”，因为他们都热衷于练习义和拳。当这些拳民攻击传教士和其他遭人憎恨的外国人时，西方国家组成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1900年），并且以中国同意赔付这些拳民所造成的损失的方式签订了条约。

中国帝国政府遭遇的种种失败使满族统治者极大地失去了信任，当1911年革命运动爆发时，几乎无人再支持这个王朝了。因此，在没有大规模流血的情况下，中华民国建立了（1912年）。但事实上由谁来掌握新政权却没有达成一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日本试图利用欧洲忙于战争的机会来扩大在华特权（“二十一条”，1915年）时，局势变得更加混乱。中国却对此表现得犹豫不决，而同时美国开始遏制日本的野心；直到1922年外交局势才逐渐明朗。

直到此时，日本一方面要面对美国不断加强的遏制，另一方面要面对卷土重来出现于远东的俄国，在此情况下已经准备做出让步。俄国西伯利亚和沿海区域的行政机构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国内战争中被打乱，直到1922年莫斯科才恢复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控制。在针对太平洋地区签订一系列条约的华盛顿会议上（1922年）产生了一种新的军事平衡，这类似于1918～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针对欧洲所制定的条约。

尽管外国的外交干涉暂时阻碍了日本在华夺取特权的企图，但是中国内部动乱仍让中国陷于混乱之中。与国家对抗的军阀在许多省份建立私人武装，中央政府在很多地方只是行使名义上的控制。宪政和更深层次的改革只停留在纸面上，但是无论在1912年中国最后一个清朝皇帝退位之前还是之后，政府体制的改革起初没有引起根本变化。省市中不断升级的暴力和混乱极大削弱了官方主动性的地位。而不断升级的暴力也抑制西方的经济渗透。铁路沿线地区的暴动造成铁路无法运行，基于同样的原因现代采矿业也只是零星生产，很显然这些设施远没有发挥在国内和平时期促进西化的效应。此外，平民暴力行为在上海和其他港口城市由外国人实际管理的租界以外抵制外国的投资，而这种行为往往完全保护了整个中国内地传统的社会和经济秩序。

由于土地短缺、债务和高租税盛行，农民的不满情绪高涨也造成国内的混乱。之前的中国王朝就是在这种灾难的背景下一个一个灭亡的。但是在20世纪这种完全传统的王朝衰落的表现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中国受教育的阶层开始接受一些有吸引力的新思想，所以在中国内部爆发的革命其特点也发生了变化。自从1905年作为一种招募帝国官僚方式的古代科举制被废除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都几乎一致地转而反对儒家传统。早年苦读儒家经典的学生都转而进入了西式学校。有些学生东渡日本求学，其他的留学到美国或欧洲。中国的教会学校迅速发展，新式的世俗学校也建立起来。因此，大量的青年男女在未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就狂热地信奉西方的知识。

孙中山（1925年逝世）将道德说教、社会空想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简单结合真实地体现了企图一口气消化西方知识文化的第一代学生那种十足的困惑。尽管孙中山的思想杂乱而激进，但他仍然成为国民党的创始人。在1911～1949年间国民党为统治中国先后反对地方军阀、日本傀儡和与之敌对的共产主义。最初孙中山的革命运动遭受意见分歧和组织混乱等问题。1923年苏联经验丰富的布尔什维克运动者到达广州并开始帮助中国人建立一个纪律严明、意识形态自觉、具有军事能力的革命政党，之后开始呈现出不同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