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欧洲的外围：俄罗斯和美洲 （1500～1648年）（第2/3页）

只要俄罗斯的技术和财富远远落后于西欧，那么专制的俄罗斯军事和政治生存——瑞典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分兵于德意志、波兰关注那场战争的结果，这些都有助于此——就仍然岌岌可危。但是，超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深思熟虑且努力弥补这种差距并赶超西欧的措施，都需要诉诸武力。这本身就表明了俄罗斯与西欧组织制度和社会关系方面存在的差异。伊凡四世的特务组织通过参与纵酒狂欢和犯罪而成为专制统治的帮凶，虽然他分封的“服役贵族”也履行西欧官员和军官对君主履行的同样职责。此外，在俄罗斯社会底层，农奴正在被固定为小农阶层，而当时西欧土地上的农民（与社会的其他阶层一起）正在开始既遭受更多个人自由的痛苦，同时也享受更多的个人自由和独立。

这种发展的原因是非常明显的。在俄罗斯，沙皇缺乏足够的现金收入用于支付官吏俸禄和军队的军饷。因此，他不得不通过授予土地的方法来回报他的臣仆。但是没有农民耕种的土地是没有用处的。为了防止农民逃亡，因此，通过立法授权地主追捕逃亡农奴似乎是必要的。到1649年，当新法令把以前的法令系统化时，一个理论上非常严苛的法律结构就强加于俄罗斯社会了，每个人都被要求保持自己的身份，固定在出生的地方，从事世袭的职业。但俄罗斯社会现实从未符合这种法律条文的规定。逃亡农奴仍然成功地到达边疆地区，因此，把俄罗斯社会和定居点的边缘推进到亚洲和乌克兰。那些碰巧被某些权势人物看上的人则可能从卑微的出身晋升到官僚系统的上层，但这种情况一直是例外。

西欧的影响——文化变化

与西欧接触给俄罗斯宗教和文化生活带来的令人厌恶的后果几乎与这些军事—政治磨难一样棘手。俄罗斯迫切需要激发民族使命感，以便能够抵御和削弱西欧显而易见的财富和技术优势。

所以，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后，俄罗斯人很快意识到，他们是真正的基督教分支东正教的最后堡垒。但是1565年后，这种自鸣得意的感觉很快就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耶稣会传教士在波兰建立分会，迅速战胜了那里的新教徒，并致力于把东正教徒重新皈依罗马教皇管辖之下。与此同时，波兰—立陶宛国家兼并了俄罗斯西部大片领土，迫使那里的居民承认基辅的宗教管辖权。因此，1596年，当基辅大主教及其属下大多数主教接受罗马教皇对基督教教义的解释时，莫斯科感到强烈震惊。乌克兰的或“东仪天主教”的教会被允许仍然使用斯拉夫语举行礼拜仪式，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缓和东正教的沮丧感。

但是有效地反驳耶稣会为罗马天主教教义辩护的观点是很困难的。俄罗斯各地教会的著作不完全相同，有些传抄者和翻译者的错讹也蔓延到所有最熟悉的经典内容，即有关圣餐礼仪式的段落之中。只要没有不友好的批评者把这种异常情况提请他们密切关注，那么俄罗斯教会人员就会发现，坚持传统的仪式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一旦耶稣会学者指责这种异常的话，那么东正教俄罗斯自称独占基督教正统将如何自圆其说呢？更为糟糕的是，在事实上从过去继承而来的混乱版本中，真正的基督教真理、可靠的神圣经典段落如何被承认？传统的学术和俄罗斯教会的虔诚无法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俄罗斯人能退回到一个确凿的事实：希腊语基督教更加古老，因此，比耶稣会能够代表的拉丁基督教传统更加真实可靠。但是，修改俄罗斯的宗教祈祷书以便使它们与希腊模式相符，这本身就是对过去错讹的不打自招，而这又是俄罗斯教会无法承受的。他们觉得，灵魂得救本身依赖正确的仪式。错讹，哪怕对最微小的错讹，都将使整个东正教教义处于危险境地。

当然，宗教学术和宣传并不是1500～1648年西欧文化成就引起俄罗斯注意的唯一外表。伊凡三世开始引进意大利工匠和建筑师，用石头建筑美化莫斯科。当与旧式俄罗斯木质教堂建筑风格交织在一起并带有波斯风格优雅的活力时，意大利式的石头建筑和装饰性图案就产生了著名的圣巴塞尔主教堂，装饰着莫斯科红场。这座宏伟而非常成功的建筑是为庆祝伊凡四世1556年战胜阿斯特拉罕汗国的大汗而修建的。

俄罗斯的宗教绘画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鼎盛。在东正教代言人不能找到有效回击罗马天主教批评的几十年里，艺术家利用意大利和拜占庭画家的技巧，表达一种维持俄罗斯东正教神秘的虔诚。直到1648年，这种情绪使俄罗斯东正教文明保持了精神独立，尽管经常接触早期近代文化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欧洲地区。

西班牙美洲

与依靠更加脆弱的文化传统而不得不面对同样挑战的美洲印第安人所遭受的震撼相比，由于地理上接近西欧，“神圣的俄罗斯”的创伤经历要轻松得多。事实上，美洲没有为保持哥伦布之前的生活方式而进行有组织的、持久的斗争。相反，美洲印第安人文化领导地位的灾难性坍塌使人数很少的西班牙人能够取代被消灭了的阿兹特克和印加王国祭司和武士部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墨西哥和秘鲁所有重要居民点都至少表面上皈依了基督教。不久，只要哪里能够调集所需的劳动力、具有建筑技术，哪里就会兴建起巴洛克式的基督教堂。在局部装饰方面，它们有时显露了不太熟悉欧洲原风格的印第安艺术家的手法；其他方面，它们看起来就像是完全从西班牙移植过来的。

在城镇里，法律形式和关系很快被西班牙和天主教模式重塑。矿山也被迅速地按照欧洲技术水平组织开采，其生产的白银大量流出，打乱了世界价格体系。但是起初绝大多数农民生活如从前一样。与已经被消灭的阿兹特克和印加统治者曾经所做的一样，拥有自身宗教和法律的新主人在他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这种简单的关系很快就被疾病严重侵袭村庄劳动力的事实所颠覆（参见第278页）。随着人口开始下降，古老的自给自足农业崩溃了，因为西班牙殖民者急需继续供养城镇和在矿山劳动的农村劳动力。西班牙法律固然不允许把印第安人变成奴隶，在马德里制定的官方政策也相当彻底地保护印第安人的权利。与此同时，西班牙殖民者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当他们需要印第安人劳动力时，他们就得到了，通常通过迫使印第安人负债，然后完全合法地强迫欠债的人劳动。这种债务是世袭的；欠债的印第安人被置于西班牙殖民者的监督下劳动，完成西班牙人所需要的任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