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突厥和蒙古征服的影响 （1000～1500年）（第5/5页）

有意识地放弃在南海发挥积极作用的这个决策导致中国海外殖民地急剧衰落。这些海域的控制权转移到日本和马来亚的海盗手中，他们很快就使中国沿海平民船只的航行变得不安全。他们沿着中国许多水路渗透到内陆地区，甚至成功地阻断了大运河的运输。

官员可以用这种方式践踏商人和水手利益的事实表明，中国官僚制度是经济和社会事务中的决定性力量。这种力量基本上被维持，因为大多数官员出身于地主-乡绅阶级，而地主-乡绅阶级的利益在于长期捍卫儒家传统，他们就能轻易地保持对中国社会的全盘支配地位，即使在新的商业财富迅速增长的几个世纪里也是如此。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直到11～12世纪，农业财富与工商业活动的增长一样快，甚至更快。这种农业进步的秘密是各种新水稻的引进（公元1000年左右），这些水稻成熟期短，在灌溉条件比较好的土地上，一年可以种植两季。更为重要的是，早熟水稻能够成功地在丘陵地区种植，尽管那里的梯田一年只有春季才能得到短暂的雨水灌溉。中国整体农业产量因此大大提高，特别是在以前就适合水稻种植的南方丘陵地区。因此，当贸易和商业繁荣时，地主乡绅阶级也走向繁荣。他们的人数和社会地位的增长可能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重要性大致相当。随着曾经部分地保护商人利益（马可·波罗见证）的蒙古统治者被推翻，继之而起的由汉族建立的明王朝，最初组织但接着便正式扼杀了中国的海外贸易。

缙绅阶级的社会支配地位意味着即使诸如火药（中国史料记载说，大约从公元1100年起）、印刷术（756年发明）、指南针（12世纪初第一次被提及）等被认为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技术发明都被控制，仅仅用于加强维持现有社会秩序的力量。例如，印刷术扩大了儒家文人的圈子，但它没有像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那么急剧地用于将非正统的新思想带给大众。同样，火药使镇压地方军阀比以前更容易，从明朝完全驱逐蒙古人到1911年，帝国政府或多或少有效地维持了对全国（除了少数短暂中断外）的中央集权统治。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传统了。

总之，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达到了内部完善和平衡，任何整体社会崩溃也只能表面地、暂时地在中国学术传统的载体打上烙印，何况这种整体社会崩溃直到20世纪才发生。19世纪欧洲人渴望接受的稳定神话是由以下事实为基础虚构的：忽视了中国社会更早的时代和许多方面，实际上中国社会一直在变化，即使当政府和官方文化仍然僵化地固守儒家理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