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旧闻新说（第3/12页）

1921年，64岁的康有为在英租界内的愚园路购地10亩，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后世称为“康公馆”。

游存庐的装修可以用一个词儿概括：豪奢。

几栋房子的装修姑且不谈，仅看庭院布置，就得花不少钱：一个曲折的大池塘，能在里面划船，上架两处木桥，池内放养了500条大金鱼。院内种有1200多株树，有从日本买来的樱花400株，从苏州买来的红梅数十株，还有开绿色花的梨树等。菊花、玫瑰、牡丹等花草更是不必说。更厉害的是，园内还养了两只孔雀、一只麋鹿、一只猴子等。

晚年的康有为除了在张勋复辟时客串了一把配角之外，几乎没做什么大事儿。他有两大爱好：一是投资房地产，二是四处游玩结交朋友，有时候两者结合起来，在游玩中投资赚钱。

除了“游存庐”，康有为还修建了三处别墅——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会泉的“天游园”。

“一天园”占地三十余亩，位于西湖的丁家山，康有为到杭州时看中此处，花钱买了下来。从1920年起开始建设，前后分11期，四年后才完工。此处山花烂漫，能俯瞰全西湖，水天一色，清心悦目。康家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将其出售。

杨树浦的“莹园”毗邻吴淞江，属于短期投资，筑成仅一年多时间，就卖给了日本人。

青岛的“天游园”原是德国在青岛设租界时建筑的提督署，当地称之为“提督楼”，一战德国战败，撤出青岛。此提督署成为官产，1924年康有为将其买下，改名“天游园”并加以扩建，用于夏日避暑。

除了投资房产，康有为一年卖字也能赚不少钱。康夫子的字，即便在中国书法史上也能占有一席之地。他并不忌讳将此当作生意，明码实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上海、北京各大书店还放置“康南海先生书润告白”，中堂、楹联、条幅、横额、碑文等，有求必应无所不写。官僚军阀、富商地主趋之若鹜，据有关统计，此项收入，每月就能为康夫子进账1000银元。

康有为超级会赚钱，但是开支也惊人。此公好美人，六房妻妾生了12个子女（长大成人的有2子4女）。大小老婆的脂粉钱、公子小姐的零花钱，每月马马虎虎都上千。家中女佣男仆就有40几个，加上管家账房、司机厨子、园丁保镖，以及负责守门的几个印度人，雇人的工资又去了好几百。

另外，康夫子颇有任侠之风，家中常驻的门生弟子、新朋故友，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全都能享受到贵客般的款待。遇到囊中羞涩的青年才俊上门求助，康有为基本上是慷慨馈赠。

康有为喜欢大宴宾客，书画大师吴昌硕、诗人陈三立、教育家蔡元培等都是他常请之人。他也好收门徒，如画家徐悲鸿、刘海粟均是拜门弟子，得其相助不少……梁启超曾称颂康有为：“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

据有关学者统计，康家最热闹的时候，平均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大米，约160斤。仆役每天采购日用品得用汽车拉。他在上海期间，每年花费不下于1万2千银元。

1927年3月，在上海过完70大寿的康有为担心北伐军对其不利，将家搬到青岛。当月29日，康有为在赴宴后腹痛难忍，先后请了两位医生来诊断，其中一位日本医生诊断其为食物中毒，并开了药。30日，康有为精神好了些，自以为毒已清除，可到了31日凌晨5时，康有为却感觉非常不舒服，据其弟子、前清举人吕振文和其外甥李云光的记载，康临终前“七窍出血”。对于康有为意外身故的真相如何已不可考，但康的去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人的终结。

亦真亦幻“大槐树”

从明嘉靖年开始，“大槐树”开始出现在关于移民的传说中，成为北方人群对祖先历史的集体记忆，并经过清初的修谱牒、碑文逐渐凝结为一个精神意象。而至清末民初，“大槐树”已经不再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成为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1999年1月，《山西移民史》一书出版，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

对此，洪洞县志办主任张青作为一个致力“大槐树”研究将近三十年的地方学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论断：“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无论从时间上，从地域范围上，从组织规模上来说，无疑是中国移民史上的顶峰，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移民，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根据张青的统计，从在明初洪武至永乐的50年间，从洪洞大槐树下出发的移民运动达18次，有汉、蒙、回、满四大民族参与，大槐树的移民始祖姓氏为1230个，直接移民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天津、陕西、安徽、江苏、甘肃、宁夏、广西、湖北、山西等18个省（市），600多个县份。而后经过历代转迁，大槐树的移民又遍及全国乃至海外，“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树移民的后代”，总人数超过两亿人。

然而，在“大槐树”成为中国移民史上最为闪耀的关键词的同时，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无数的大槐树后裔，都在一次次发出疑问，为何规模如此巨大、影响如此广泛的移民运动，却不见诸于正史的记载？大槐树移民到底是一场真实的历史事件，还是一部被建构的历史？为何数以亿计的人，都把“洪洞大槐树”作为遥远的故乡？

至今，这些问题仍然是未能完全解开的“历史之谜”。

“但不见诸史，唯详于谱牒”

张青认为大槐树移民的规模为中国移民史之最，依据是其“有志可稽，有谱可查，有函可依”。事实的确如此，各地数不清的家谱记载了“吾族本山西洪洞人”。几百年来，更有众多的大槐树后裔不断地前往洪洞寻根问祖。

然而，当人们开始探究大槐树的背后时，所遇到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为何只有在家谱里，才能见到这场移民运动的无所不在？早在1921年，山西的同盟会会员赵戴文在为《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做序时，就曾为大槐树的影响之大甚为感慨：“吾晋洪洞县大槐树，声噪于直、鲁、燕、豫人之口……至今直、鲁、燕、豫之人，历其地者，无不以为先祖之古迹，肃然生敬焉。”但是让他遗憾的是，这样的一场移民运动“但不见诸史，唯详于谱牒。”

不仅仅是正史没有记载这一事件，就连移民的发生地洪洞，在从明至清所修的6个版本的县志中，也都对大槐树只字未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