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观察（第4/19页）
开元十八年，侍中兼吏部尚书裴光庭在此前各项改革的基础上借鉴北魏的历史经验改进选拔办法，规定中下级官员任满后不论政绩如何必须立即停职，间隔数年后方能再参加选拔；如无犯罪等重大问题，一律向上升迁，并根据此前的考课结果决定升迁幅度。这个名为“徇资格”的铨选制度在不增加职位数量的情况下使得国家机器在事实上迅速“扩容”，从而把更多的官员预备队稳定在体制内。此外，国家还根据需要创设一些特种考试科目，为那些不甘心论资排辈的才能优异者提供了快速上升的绿色通道。唐玄宗还命令中央官员与地方官员交流任职，从而锻炼他们更为全面的政治能力，并对俸禄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开元以前，各级政府都有一笔名为“公廨本钱”的款项，政府以之为本金发放高利贷，以利息支付官员俸禄。唐玄宗下令将官员俸禄改从国家税收划拨，使得整个官僚体系的运行更加合理化。
如果说以上的变化都发生于具体领域，那么一项涉及政府运行方式的根本变革则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分职设官”是中国古老的政治传统，每一项具体的事务都由专门的行政部门负责，国人熟悉的“六部”制度就是如此。官员进入了某一岗位，他的职权边界是具体而明晰的，在此之外的事务不需他负责。此种制度可以说做到了“人人有事干”，但却无法保证“事事有人干”。制度规定的事务处理体系必须保持稳定，但社会和政治形势千变万化，很多新出现的行政事务往往不能迅速找到一个对应的职责部门，必须由多部门共同负责。一旦多个平行部门介入，配合就成为问题，难免出现推诿扯皮、职责不清的状况，效率很难得到保证。
唐玄宗是一个务求实效的君主，他不能容忍官僚体系因自身结构的制约而影响效率，一种名为“使职差遣”的制度被推广开来。为了完成一项确定的任务，皇帝指定一名官员作为自己的代表全权处置，于是一大批名为“××使”的官员由此成为王朝统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这类官员称为“使职”，他们官阶可能很低，原本负责的事务可能与临时承担的任务没有任何关系；一旦“使”字加身，立即具有凌驾于体制之上的巨大权力，所有与之相关的官员都要服从他的调遣，这使得办事效率空前提高。最重要的“使职”集中在经济与军事事务方面，唐玄宗正是依靠这个制度完成了诸如“括户”与建立“节级转运”之类的非常规任务，而驻守边境的“节度使”则能更有效地调动各种战略资源，由此取得边境战争的一系列胜利。
“使职”本来是临时性的，任务完成即行解职，后来逐渐固定化，并成为官僚机构的主体，甚至连宰相也使职化了。唐初规定，宰相由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集体担任，但至玄宗时代，三省长官未经过皇帝特别授权已不能行使实际的宰相职能，而获得授权者则可能是一些级别较低的官员。“使职差遣”标志着中国古代行政体系的编制原则从以职能分工为中心走向以事务统筹为中心的新时代，这一点基本上为以后的宋代完全继承。
如果说“贞观之治”的出现更多的得益于唐太宗对其卓越政治才能的哲理化发展，那么“开元盛世”的繁荣则根植于唐玄宗在治理手段方面的不断创新。唐玄宗政治的现实主义底色也使得他总是对那些圆熟干练、富于行政才能的官员抱有特殊好感。“口蜜腹剑”的宰相李林甫虽然声名狼藉，但很多人忽略了他是一个能干的政府领导者，在处理复杂事务方面具有旁人难以揣测的老辣与周到，致使素怀不臣之心的安禄山对他也十分忌惮。正统历史学家喜欢将唐玄宗的成功与一系列“贤相”的辅佐联系起来，但这些“贤相”中的许多人并不完全符合儒家意识形态的期待，精明的政客与富于手段的实干家才是他们的主要形象。玄宗正是和他们一起，开创了开元时期的繁荣局面。
创新
唐玄宗对于创新治理手段的热情不仅推动了国家的繁荣，还导致了一系列成文典章的集中出台，这为后世学者认识唐帝国的运行提供了第一手文献。但学者们发现，有些典章中记载的制度显得过于完美，以致令人怀疑它是不是真的能得到执行。通过对敦煌文书以及其他材料的系统研究，越来越多的证据开始支持这种怀疑。以均田制为例，历史上最为完备的均田制度成文于开元末期。这份文件详细规定了一个自耕农如何从政府那里获取田地、政府如何在他六十岁后予以收回并重新分配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细节。但在事实上，当时政府已没有足够的田地可以分给农民，均田制已趋于崩溃。唐玄宗时代制度文本与现实的差距究竟反映出什么信息呢？
帝制中国的各种制度在秦汉时期发展已到一个十分完备的阶段。在其后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复杂的历史进程催生出一批更为实用、更为高效的新型制度，入主中原的胡人也把来自游牧部落的习惯引入其中。但是秦汉制度并未废除。久而久之，新、旧、胡、汉制度相互叠加，形成一种特别复杂混乱的局面。以官名为例，南北朝后期就形成了职事官、散官、勋官、将军号等几套互不统属的系统，其渊源各异，内涵不同。
从西魏北周时代开始，中国西北部的政治家们开始率先对制度进行整合；及至隋朝统一全国，此种整合已初具规模。唐代继续这一努力，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政治体系运作得十分有效，职事官、散官、勋官等官名体系被集合在官阶制度下，成为标志职权、资历、功劳等不同信息的完整符号系统。但唐玄宗对此似乎并不满足，他下令由宰相领衔编写一本名叫《唐六典》的大书。这部书将玄宗时期的所有体制内官名囊括其中，详细考证了每个官名的历史演变，并标明其现在的职权、品级等各种内容。史学家对《唐六典》寄予了高度的重视，将其视为一部唐代政治制度的百科全书，但又对它的编制初衷困惑不解。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大唐帝国的行政法，但更多人认为《唐六典》是一部“礼书”、一部儒家经典《周礼》的唐代版本。
《周礼》一书据说是反映了西周时代的职官制度，现代学者多数相信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生的理想化记录。这部书把诸多官职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大系统，为每个官职赋予了一种超越实际政治功能的神圣意义。唐玄宗显然是要把这种神圣性引入到唐代的职官制度之中，但却使编纂者们感到万分为难。唐代官制在结构上与西周的六官系统没有任何相似性，且它的组织原则是经过现实政务运作的无数淬炼后形成的最优结构，本来就不是为了体现某种先验的政治理想。在更换了几任主编者后，《唐六典》由李林甫领衔完成，最终采用了以尚书省六部附会周礼六官的折中做法。但我们在这部书中，却很难看到开元时代新出现的那些最有意义的变化；作为其论述核心的三省六部制与帝国政务的实际运行状况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