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不受点灾难，一生就白活了 文毓秋口述（第2/2页）

怀念郭先生家“谈笑有鸿儒”的聚会，怀念众人围绕吴老品酒论学的日子，怀念当年郭夫人一桌桌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当年的“鸿儒”中不少人已经仙逝，留下来的也在老去，往事如烟消散，思之不禁泫然。

《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一书是我做口述史的试水之作，各种缺陷在所难免，但即便如此，文老这篇，留给我的遗憾也是最大的。最明显的，首先是没有提示她更多谈到她的父亲。从这篇访谈的只言片语中可以隐约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人物。文老说，她父亲是杭州驻防旗人。只要多少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就都知道，杭州的八旗驻防在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时期，曾遭遇几度血洗，旗营覆亡，男女老幼惨遭屠戮，很难想象劫后余生的文老父亲，有过怎样痛切的经历，所以他才会对“杀鞑子”之举有切齿之恨，甚至不准许女儿与汉人通婚。但是后来，也许是为了生计吧，他既然更名为“文成章”，应该是也隐瞒了自己的旗人身份，进入了以“驱逐鞑虏”为宗旨的国民党的军校，并且从保定到沈阳再到重庆，最终竟以一个国民党军人的形象终其一生。在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他这样经历的旗人后裔很可能不止他一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心态，都是我们如今再也捕捉不到的宝贵资料了。

文老说她父亲是“封建军阀牌”的，她恨父亲对外祖母和母亲的无情，却说他肯给子女(尤其还包括女儿)每人交付17块大洋的学费，送他们到当时最新式的孔德学校读书，说明他绝非守旧之人。文老说她父亲是两种性格，正是他的矛盾之处。

可惜的是，文老对她父亲只讲了这样寥寥几句。而我当时竟没有进一步追问。现在追寻原因，可能是我当时太关注“旗人”和“妇女”这两个关键词了，或者说，我只关注了这两个词而未及其余，对于其他诸多相关内容视而不见，结果是丢掉了太多值得记录的东西。

对文老本人的访谈也是如此。过于关注“旗人”使我忽略了她后来的生活遭遇。她后来离开京城，投身革命，在她的讲述中，有些涉及后来的名人、高官，但都是片片断断，不成系统，而对“害了她一生”的国民党特务郭同震，更是语焉不详。我当时的不用心，导致了这篇访谈没有把文老一生的复杂和丰富呈现出来，这是非常可惜的。

总之，生活是多面的，人也是多面的，在口述的现场不能仅仅执着于自己关注的那一个方向，也就是说，不能“一根筋”，这也是我从这个案例中汲取的一个教训。

文老不是京师旗人，她的父母都是清朝覆亡以后从外省驻防旗营流落到京城的，我是将她这样进入京师的旗人家庭，也作为北京旗人群体的一员而收入这部书中的。

文毓秋：名文铭(毓秋是她参加革命前的曾用名)，1921年11月28日生于杭州，2010年8月20日逝世，享年90岁。

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时是北平市立女一中的学生，年15岁。七七事变后，到武汉，参加了位于鄂东黄安七林坪的红军训练班。1938年5月参加八路军的115师到山东，在文工团演过话剧，扮演过曹禺的话剧《雷雨》中的繁漪。解放时随三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从山东到上海，被批准转业，先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后调到华东局宣传部，并在上海艺术学院担任领导工作。最后调到黄浦区文化局任编导，在那里以副局级待遇离休。90岁逝世，葬于上海革命烈士陵园。

文铭女士于1954年与前夫离婚，1995年在京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60周年活动时与吴承明先生登记结婚注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