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就在这儿生这儿长胡福贞口述（第2/5页）

我父亲做了好几样事，在那个有轨的电车上卖票，diang diang diang的。那时进西直门就有电车，西直门外没有，就得坐洋车。他卖票那阵儿生活好，我母亲会过，绝不会说挣仨花四个，挣仨她就花俩攒一。我父亲后来还上河北献县的长途电话局去过，天津也去过，也是电话局。日本人来了他才回家来的。

我母亲19(岁)过门，我父亲比她大3岁。我妈是正红旗的，也是这儿营子里的人。我小时候我姥爷就死了，我舅舅舅妈就搬城里头去了，因为我三姥姥是府门里给格格梳头的，松公府，宣统的姑姑，我舅妈是府里的丫鬟，长得好看，四方大脸的，梳着两把头，瞅着庄严。可是他们没儿没女。我舅舅先死了，剩下我舅妈，挺大岁数嫁个老头子。我姥姥或者跟着我们，或上我三姨那儿，就这么来回养活着。她从小就看我们，老给我们做鞋。我姥姥活到86岁死的。

后来慢慢我们就大了。我是老大，底下有俩弟弟，一个妹妹。

我7岁上学。我就上到小学毕业。那时没中学，到小学就行了。我弟弟他们都是小学毕业，我妹妹小学还没毕业。我为什么念小学？我母亲不认字，我大爷、二大爷都在城里住，她说进城你要是找不着门儿，想打听打听，门牌你都不认得，你开开门说找谁，人家“乒”把门关上了。我爸老在外头，我妈说：“我们这院有个大太太、大爹爹，他净给写信。我得把话都告诉他，他再给我写，我有不愿告的，人家怎给我写？来了信有什么话，我得先让人瞧，所以我让你上学，方便这个，认俩字呀，出去不瞎撞，也好给你爸爸写信呢，你不写还让旁人写呀。”我上学她还给我买尺牍注118，写“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还这个开头，还得写“女儿福贞拜”，要不就叩，她不认字她会支配，照这尺牍信怎么写。我爸爸出外，我们老头子(指丈夫)南征北战，我就老得写信。我为什么这字儿到现在没忘呢？甭管怎么写我会写，就是这么练出来的。现在文言文的《聊斋》你瞧不了，我能瞧，市民委老沙说我是居委会的秀才，我说别这么高捧我啊，回头掉地上再把我摔了。

那搭儿旗人家姑娘认字儿的也有了，我们班里也有不少女同学，有比我大的。不过有的上不长，上个一年半载的就不上了。这儿有两个分校，在分校上到初小毕业，再上母校上到五六年级，到高小也八本书呢，还有英语，我会念ABCDEFG，只会念，不认得啦。还有“This is a pencil”，这是一管铅笔，还有book，book是书，That is not a book，那不是一本书，这准知道我念过吧?还一个歌呢(唱ABC歌)。注119

后来家里生活不好，我就做挑活注120，咱们这地方像这么大的姑娘一般全做挑活。我母亲就锁扣眼儿。都是在家做，有的是私人工厂，哪儿的价儿大就做哪儿的，你做得快，有时还给你加钱，简直说我什么都没干过，就一直做挑活。做到十五六岁，日本(人)来了，挑活那时没有了，家里困难，那时我是虚岁21岁，我大弟比我小3岁。我们有一个姑舅哥哥，在前门外的珠市口那边，把他找去了，当侦缉队的贴写，他写字写得特别好，因为我父亲小时候看着他写字。慢慢地又有点挑活，做那么点的小手绢儿，我弟弟挣点钱，我们做点活儿，就这样维持生活，日本(人)跟这儿的时候，我妹妹出去了，现在是农研所，那搭儿是试验场，注121她上那儿挤牛奶去，这不就活泛注122了嘛。

我结婚晚点，我二十六结婚。老头子(指丈夫)他不是旗人，是天津人。我没嫁旗人有原因，这在旗的都是当警察的，我爸爸他当警察当够了，他说不给当警察的，这么着我二十六了。那时挑花厂有个姓王的，在大庙前边住，我净做她们的挑活，就是她给介绍的这个老头子。我好唱京剧，日本那会儿有个新民会，在南门大庙那儿搭台唱戏，庆祝什么一周年两周年的，我上台唱戏去了，我们家老头子也在戏台上呢，他瞧见了，说这个不错，会唱戏，唱功还挺好的。后来横是注123就托人(说媒)。我们家还不愿意，我妈说这是外乡人，不知道根不知道底儿，谁知道家里有媳妇没媳妇，别是跑到这儿蒙(欺骗)来了。王家这介绍人那时在家搁牌局，麻将牌。我们家老头子也在那儿打牌，我大弟弟也常到那儿打牌去，他先愿意了，他说我要是不出嫁，他没法结婚，老大不走，底下二的怎么结婚呢，得排着队走。他就跟我妈嚷嚷：“你还不给，给什么呢？等着给续弦哪？”我妈去相了相，回来告诉：“瞧那模样儿，怎么瞧也不白净，这么黑!”我就这么着出去了。也没在乎他是不是旗人，那时候旗人东逃西散的，都不在乎了，日本时候了，规矩习惯都慢慢减了。我29岁时日本就投降了。

老头子在这儿待了有一二年的工夫，就失业了，我们有个叔公，就把我们接到城里头，后来他调山东去了，我们又跟着他上山东，还是我们叔公给他找的工作，是收粮食，就管把农民种的粮食收回来，收到那个地方儿。我们在山东待了3年，在那儿我们有了大小子，又有了一个姑娘。后来日本人走了，日本人走了不要紧哪，从山东往这儿来的铁道全扒了，我们又在济南那边待了一年，闲着，靠卖东西过，后来不行了，回来吧，连我们那叔公、婶婆，带着我们俩孩子，起早路坐贩卖姜的大车，走了7天，从山东到沧州，夏天，旧历七月，要是冬天还不冻死了。打尖住店，还遇上劫道的，拿着枪在你旁边站着，大伙儿就给他掏钱，一会儿又一伙儿劫道的，大伙儿就嚷嚷，那车就加鞭，跟飞一样。到沧县才有火车，坐火车到天津，(丈夫)他们家不是在天津么，又跟天津待了几天，还是回这儿来了。在天津我们没有房，这儿有六间房。

回娘家之后日本人投降，国民党不就来了吗，国民党来了老头子(指丈夫)上京西煤矿，在那儿住了些日子，后来解放了，老头子考上南下工作团，走了5年，就算参加革命啦，算是军属啊，干属啊，国家照顾得挺好，给这给那的，粮也给你，肉呀，吃的呀，买蓝布做大褂呀，那时还穿大褂，到八月节还给送果子什么的，到年下给你送东西，后来还分了二亩地，在下村那儿。他走了，我不会种呀，就找人帮着。

1953年就成立挑花社了，在银燕小学旁边，大伙儿都上那儿做活儿去，一人10块钱一股，早上去了，中午在那儿吃顿饭，带饭也行，那儿也有卖饭的，从那开始我就再没离开过挑活，也做街道工作，算一个组长，一开会我一人转一圈儿，从南头叫到北头。那时哪儿有居委会呀，开会学习都在我们家，哭毛主席也跟我们家哭的(指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走到1978年正式成立居委会，这才算是挣钱，管往下发挑活，还管收，挑活要是做一千块钱的，他给你管理费是10块，给居委会8块，两块钱算你自己的，这就活泛了。1985年我岁数大了，就从居委会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