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死亡圆舞曲

赫尔穆特·冯·毛奇常常告诫属下，筹划得再好的作战方案在接敌之后也会一无是处。这一冰冷的告诫显然在1914年8月的德国军队身上一语成谶。德军先大举向西，冲破默兹河畔比利时列日要塞的重重阻碍，直逼法国北部的凡尔登要塞，最后向南大幅迂回占领巴黎，全然不顾及比利时的中立。那不过是“一纸空文”，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轻描淡写道——德国此举正好给了英国远征军出兵的借口，而这正是“施里芬计划”不愿看到的。“施里芬计划”也不允许比利时人对列日要塞的防御超过两天，不过德军最终还是花了十天才攻下它。原因千奇百怪，可能是比利时人学会了铁路机动运兵，也可能是德国后备兵团的军人们穿着不合脚的长靴妨碍了正常行军。并且，德国人也未按“施里芬计划”将八个师的兵力部署到位。此外，各路进军部队的行军路线被交叉阻碍，缺乏实战经验的军官们指挥失误，情报一团乱，攻击发起缺乏纵深，前沿阵地的法军只是溃退而不是被彻底歼灭。当首支德军骑兵部队抵达马恩河前线时，法军正使用汽车把最后的预备队由巴黎运往前线。这场马上被法国人以“马恩河奇迹”为名而进行庆祝活动的战役，在德国人看来是自己宏伟战略计划的失败。德国的战略主动权自此丧失；协约国的防御态势自此压倒同盟国的进攻态势。重型火炮迫使攻守双方都退回到战壕里面。战壕里的士兵们不仅仅要应付来自战场另一边的敌军，还要与雨水、烂泥、蚊虫、寒冷、黑暗、孤独与绝望做斗争。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小说《西线无战事》中，主人公被冷枪打中死去，而那天整个前线是如此平静和沉寂。战后文学的另一个极端来自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一位职业陆军军官，曾获授用来表彰在战斗中英勇无畏、象征普鲁士最高荣誉的“蓝马克斯勋章”。他曾在小说《钢铁的暴风雨》中试图歌颂这种混战，并试图发掘和着血水和泥巴的英雄主义。从比利时的伊普尔战役延伸至法国的贵妇小径（Le Chemin des Dames），再从法国的凡尔登延伸至法国的孚日山脉，两大战壕系统并列在一起，敌对双方士兵的战壕相隔咫尺，最多不超过一位优秀掷弹手的投弹距离，而狙击手则会如死神般专找对方麻痹大意的士兵的碴。

在西线，德军的作战计划被无情地挫败了，因为他们没能实现原定六周内击败法国的计划。但是，在东线战场，德奥两军的战况却比预期要好。俄国军队必须绕开德国人已经加固多年的波兹南要塞，以便向东普鲁士进发。俄军在那里遭遇当地人有组织的袭扰，那些人以广大沼泽、湖泊和水网为掩护与俄军周旋。他们死命保卫的不单单是皇帝与帝国，更是良田与家园。德国人充分利用他们的复杂地形来迟滞、围困直至打败前进的俄军，那支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在技术和情报上处于绝对下风。成千上万名俄军士兵被俘虏，指挥东普鲁士作战的兴登堡和他的参谋长鲁登道夫迅速被捧为德意志民族英雄。南部战场上，在同驻守加里西亚的奥匈帝国军队的对战中，俄军取得了胜利。然而，双方在戈罗多克一战中皆付出数万人伤亡的代价。仅仅过了几个月，东线战势也陷入僵局。在有能力单独顶住攻击压力并夺回战场主动权之前，奥地利军队不得不依赖德军支援。东线战场的惨重伤亡给这个多民族帝国带来毁灭性打击；而德国和奥地利永远不可能在彼此的宏伟战略目标上协调一致，这使得奥地利不得不重新审视德奥同盟，导致德奥相互猜忌。两国也将大难临头。

尽管付出鲜血与金钱的代价，抑或是因为鲜血与金钱的缘故，无论协约国还是同盟国都没有放弃战争、单独议和的打算。恰恰相反，各国都在努力拓展武器的使用领域。火炮集群与机枪阵地、迫击炮、火焰喷射器、毒气和坦克等新式战法与武器都被一一设计出来以突破敌方战壕，不过都收效甚微。大战的扩大还体现在海上。德国军舰曾经代表德国世界扩张野心的急先锋，除了日德兰海战和几次英勇的海上游击外，现在大部分时间都龟缩在军港里。日德兰海战中，英国皇家海军的装备火力更强，却被德国海军打得鼻青脸肿；不过，德国海军自此一役便被封锁在了港口，很难再有作为。德国海军将重心转移到潜艇战。德国U型潜艇一直高效地袭击着往返于北大西洋至地中海的协约国运输船，直到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采用护航制度才终结了这一威胁。

英国的海上封锁线切断了大西洋的出口，切断了德国人的补给线。但是，德国潜艇发射鱼雷时，很难借助潜望镜直接从水下识别他们的目标。1915年，一位德国潜艇舰长下令击沉了英国载有上千名平民乘客的客船“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载有的100多名美国人丧生，这坚定了美国加入协约国集团的决心。德国最高统帅部不得不进行战略上的赌博，因为德国无限制的潜艇战迟早会把美国拖进战争的。但是，在1917年的春天，德国海军部忽视了美国强大的工业实力和迅速的政治决策，继续义无反顾地进行无限制潜艇战，并且向民众允诺取胜。

大多数情况下，枪炮和弹药仍旧需要使用马匹来搬运，但是，骑兵部队不再在战争中起主要作用，在东欧战场除外。飞机首次被己方用于引导火炮打击敌方阵地，然后发展成自己携带炸弹轰炸。因此，空中格斗随之兴起，年轻的飞行员们，例如曼弗雷德·冯·里奇特霍芬（Manfred von Richthofen）——大名鼎鼎的“红色男爵”、空战中的王牌开创了一项全新的无人匹敌的空中战绩。不过，直到1918年8月，配合地面作战的空中打击也并未得到充分运用。

因为只在几个月内便仓促应战，德国工业已经耗尽了仅存的硝盐矿储备。要不是德国人按照“哈柏法”（Haber-Bosch process）以空气中的氮气为原料生产氨气，德国的军火生产很可能早在1915年就停工了，也不可能有随后的战争。协约国的处境也不乐观。在1915年的西线，英国的火炮打击不得不压缩到每天只能打十发，因为工厂的炮弹生产根本无法开工。德国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原本是德皇战略最直接的批评者，现在是德国战时工业的主要负责人。

在战争的影响下，德国业已从名义上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蜕变为毫不掩饰的军事专制国家。皇帝仅剩礼仪功能，帝国议会沦为给一个个战争贷款议案盖章的橡皮图章。这些贷款只在德国人赢了战争的情况下才可能得到偿还。在西边的协约国，加税也是家常便饭，不过，战争所需的资金大部分来自美国。同盟国也是如此，深陷债务危机。有许多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战在奄奄一息的情况下能够苟延残喘下去：战争双方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资助起了很大作用。这场世界大战吞噬了一切物质财富，毁灭了日常生活，使得战备压倒一切、公共舆论窒息，造成了通货膨胀，欠下了不能偿还的债务，卖光了外币储备，扼杀了无数中小企业，导致了各国前所未有的经济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