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北魏开国初期的战争模式（第4/8页）

在拓跋珪主导下，拓跋部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完成了从草原到中原的转型，以前少有这种先例。他本人只活了四十九岁，一生的经历极为“浓缩”：部族酋长之子、被俘臣虏、少年酋长、汉地的征服者和帝王。晚年拓跋珪充满矛盾，几乎精神失常：

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懈怠，莫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22]

《魏书》推测这和拓跋珪服用寒食散有关。其实，在短短二十年间，拓跋族从苻坚的臣虏成为汉地统治者，种种习俗、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会在一个人身上造成激烈冲突。这和北齐高欢诸子的荒唐行为颇为相似。而拓跋珪疯狂的重要影响则是所谓“子贵母死”制度。田余庆先生认为这是拓跋珪为保障君主集权的处心积虑之举。本书则认为拓跋珪本人未必有这种深远考虑，他可能只是在癫狂状态下杀死了一位妃子而已，只是到后来，这位妃子的儿子拓跋嗣经过宫廷斗争继位，他无法对天下解释自己母亲的死因，遂将其美化成父皇准备传位给自己的必要准备。《南齐书·魏虏传》云：“佛狸（拓跋焘）母是汉人，为木末（拓跋嗣）所杀，佛狸以乳母为太后。自此以来，太子立，辄诛其母。”[23]虽将此风起源延后了一代人，但显示出这种风习实际来自儿子试图解释母亲横死的隐衷。本书并非讨论北魏宫廷政治，只是以此来代表拓跋珪一代人经历的从草原到王朝生活的巨大跨度，这也是拓跋族人面对的生活、战争方式重大转型的一个缩影。

第二节 北魏前期的复合战备形式（5世纪前期）

北魏进占中原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一面要巩固对中原的统治，进行从草原到汉地统治方式的转变，同时也面临着与周边诸多政权的战争，所以在这一阶段北魏的战略目标、战术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首先，北魏进占中原之后，柔然族在北方草原迅速崛起，对北魏北境形成巨大威胁。所以在5世纪前半叶，魏军多次对柔然发起大规模攻势，并随时防范柔然的侵袭。这使得北魏必须保持强大的骑兵武装，采取大纵深、短时间骑兵运动战模式，这和草原时期拓跋人的战争模式基本一致。

其次，在北魏周边，东北有北燕，南有东晋（刘宋），西有后秦、赫连夏以及河西的诸割据政权。在对这些政权的战争中，北魏则必须采取中原的战争模式：步骑兵协同作战和持久的攻、守城战。在5世纪，北魏经历了对这种战争模式的适应过程。

这些不同的战术需求导致从拓跋珪到献文帝拓跋弘（465―471年在位）时期，北魏军队的步兵比例逐渐增加，军队构成形式比较多元，基于不同社会结构的军事元素并存，主要有拓跋骑兵、臣服部族骑兵和汉地征调的步兵三种成分。以下分别进行讨论。

边疆臣服部族的骑兵（高车等）

北魏占领中原之后，原后燕地区的大量民众被迁徙到代北进行垦殖，逐渐改变了代北地区纯牧业的生态环境，主体拓跋人也从纯粹的游牧生活逐渐转向农业定居生活，这使得他们不再具有游牧族兵民合一、全民皆兵的特征。但在北魏政权的草原边疆，纯牧业的部族和生活方式依然存在。这些部族或是草原时代拓跋人的近邻，或者是被北魏征服而强制迁徙到边疆的草原部族（如高车）。他们负责提供战马和骑兵，北魏政权在进行战争时，经常从这些部族中调发骑兵参战。

比如422年，明元帝拓跋嗣乘宋武帝刘裕去世之机，对刘宋发动攻击，试图占领河南、青州地区，拓跋嗣准备亲征时，随同他的就有“四方蕃附大人，各率所部从者五万余人”[24]。这里的“蕃附大人”就是服从北魏统治，但仍保留着一定独立性的游牧部族首领。随同拓跋嗣亲征的有鲜卑将领尉眷，本传载其“征河南，督高车骑，临阵冲突，所向无前，贼惮之”[25]。他指挥的这支高车骑兵部队，就是被北魏征服和迁徙的草原牧民。到孝文帝时准备征讨南齐，还派宗室元羽“持节安抚六镇，发其突骑，夷人宁悦”[26]。这些“夷人”也是保留着草原生活方式的游牧族。

当边境部族产生离心倾向时，北魏政权往往将其迁徙到内地驻防，既使其脱离本土不易反叛，又可监视驻地民众，收到互相牵制之效果。在太武帝时，“北部民”试图脱离北魏控制逃入草原深处，被魏军追击俘获，安置到冀、相、定三州为营户，即世袭的军人。[27]孝文帝初年，北方边境的敕勒（高车）又发生叛逃，被魏军俘获的幸存者又被安置到冀、相、定三州或者青、徐、齐、兖四州为营户。[28]但这些北方部族到内地之后，只能放弃其游牧生活方式，作为骑兵的战斗力也逐渐减退。

拓跋鲜卑骑兵（羽林、虎贲、直从）

北魏征服中原之后，部分本民族的拓跋骑兵或成为朝廷禁军，或驻防中原各地，但共同特征都是由国家财政供养，成为职业军人。这种拓跋族亲兵和从中原民户中征发的步兵完全不同。孝文帝初年，宗室元澄上书讨论政事，其中一条就是：

十曰羽林虎贲，边方有事，暂可赴战，常戍宜遣蕃兵代之。[29]

“蕃兵”即从汉地民众中征发的步兵，服役期多为一年期，因其征发原则是成年男子每年需服一个月徭役，遂由十二丁各出绢一匹，补贴一丁服役一年。而职业化的拓跋骑兵称羽林或虎贲，区分自有来历：

世宗行考陟之法，雍表曰：“……武人本挽上格者为羽林，次格者为虎贲，下格者为直从。或累纪征戍，靡所不涉；或带甲连年，负重千里；或经战损伤；或年老衰竭。今试以本格，责其如初，有爽于先，退阶夺级。此便责以不衰，理未通也。……”[30]

这是世宗宣武帝时期之事，但元雍上表引用的是北魏惯例，用拉弓力量将士兵分为羽林、虎贲、直从三级。元雍上表提到这种考评涉及到“退阶夺级”，说明羽林、虎贲、直从都是享有正式品级待遇的职业军人，而非从普通民户中征发的一般士兵。由此也可以理解，北魏后期张彝父子要求将武人排除出吏部铨选的“清品”之列，引起“羽林、虎贲几将千人”烧毁其家。[31]因为羽林、虎贲不仅是职业军人，也是拓跋鲜卑的部族成员，自然不甘心其政治地位被剥夺。普通民众中征发的戍兵不会有这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