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桓温对前燕的北伐（第2/5页）

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在荷水汇入济水之处，继续向下游行驶，过巨野泽到达东阿一带时，济水与黄河干流之间距离很近。369年桓温伐前燕至济水，就是从这里的四渎口进入黄河的。那么在此前的汉晋承平时代，这段黄河与济水间是否有航道沟通？史书都没有明确记载。《水经注·河水》则云：

河水又东北流，迳四渎津，津西侧岸临河，有四渎祠，东对四渎口。河水东分济，亦曰泲水，受河也……东北流，迳九里，与清水合，故济渎也。

自河入济，自济入淮，自淮达江，水径周通，故有四渎之名也。[9]

此处的清水即济水北段。因为济水在流出巨野泽之后，经过沉淀作用，水流已经较为澄清。到四渎口一带再次与黄河水合流之后，清浊对比格外明显，故被称为清水。四渎口这段沟通河、济的河道，又被称为“孟津河”（与黄河的盟津段重名，但非一地），《水经注·河水》称其“迳九里”，即九里长，《济水》卷则称有十里长，[10]两说基本近似。“四渎祠”则因为这里能够辗转沟通江、淮、济、河而得名，从祠的存在来看，这条航道应在桓温、荀羡之前已经有了。因为郦道元生活的520年代和桓温北伐相距一百五十年左右，如果从桓温时才初次开通四渎口，则未必能在百余年的时间内形成民俗特征的“四渎祠”崇拜。另外，从两汉至西晋的数百年承平岁月，济水和黄河都是重要航道，两水在四渎口相沟通的渠道仅九里长，[11]这种工程在汉魏晋和平年代完全可以完成。

第二节 晋军北伐中的黄—淮航道

352—354年，戴施利用汴水进入洛阳和河北

自从中原刘石起兵、晋朝迁播江南之后，洛阳不再是都城和漕运中心，河南淮北地区成为南北方拉锯争夺的战场。320年代，石氏后赵逐渐占领淮河以北。到350年代，石赵王朝因内乱崩溃，黄河以南的驻军将领纷纷投降东晋。晋军乘机北上，在从淮河向黄河推进的过程中，需借助沟通黄淮间的航道进行运输。

永和八年（352年），晋豫州刺史谢尚的部属戴施进驻汴水沿线重镇仓垣。此年夏秋，邺城中的冉闵之子冉智受到羯胡、慕容鲜卑的联合攻击，被迫向东晋求援，戴施所部遂从仓垣进至黄河，并在河北的枋头登陆进入邺城。八月，戴施部在慕容鲜卑攻击之下撤出邺城，但带出了传国玉玺。史书对戴施所部的记载过于简单，但通过其352年的行程可推测，这支部队最初是从彭城沿汴水推进至仓垣，又以舟师入黄河，登陆河北。这说明当时的汴水航道全线都可通航。永和八年冬，掌握东晋朝政的殷浩再次宣称北伐，“遣河南太守戴施据石门，荥阳太守刘遂戍仓垣”[12]，也是要优先控制从仓垣到石门水口之间的汴水航道。

此后十余年内，由于东晋上层人事更替，戴施的上级屡次更迭，但其以石门作为军事据点的格局一直未变。戴施曾进驻洛阳。永和十年（354年）正月，“冉闵降将周成举兵反，自宛陵袭洛阳。辛酉，河南太守戴施奔鲔渚”[13]。据《水经注》，鲔渚在洛水与黄河的交汇处附近。[14]这也说明晋军在河南地区的驻防体系都依托河道。

永和十二年（356年）二月，桓温加“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委以专征之任”[15]。获得了指挥河南战场之权。此时，叛乱武装姚襄再次进至洛阳，与前度叛乱的周成武装联合。桓温遂亲自从襄阳方向进军洛阳，同时部署其他部队进行协调：

遣督护高武据鲁阳，辅国将军戴施屯河上，勒舟师以逼许洛，以谯梁水道既通，请徐豫兵乘淮泗入河。[16]

高武应是桓温的荆州旧部，他所据的鲁阳到洛阳并无水路可通。所以这里负责从汴水入黄河航道的还是戴施所部。戴施时任河南太守，属于司州，只有桓温加了都督司州军事之后，才能够指挥他。对于徐州荀羡、豫州谢尚，桓温尚无指挥之权，所以只能“请”其兵参与会战。当然，出于东晋内部政争，荀羡、谢尚不会主动参与桓温的攻势，但可以通过汴水向桓温军队提供军粮。这也是桓温重视汴水航道的最主要原因。这场战役晋军击败姚襄武装，再次光复洛阳，并俘获叛将周成。桓温的这次胜利和他能通过汴水获得徐州的后勤补给有重要关系。

荀羡沟通泗水、济水和黄河

原来不太重要的泗水上游—黄河段航道，此时开始具有战略意义。因为南军北伐需要使舰队尽快进入黄河，再利用黄河进行东西向机动，并防范北方军队渡河，这种情况下，泗水航道要比汴水便捷。同在永和十二年（356年）春，慕容氏的前燕军队开始渡过黄河向兖州方向扩张，进抵鲁郡之卞县（今曲阜市东）。燕军从这里可以威胁彭城方向以至淮河防线。晋徐州刺史、监徐兖二州诸军事荀羡对这支燕军进行了防堵，《晋书·荀羡传》：

慕容兰以数万众屯汴城，甚为边害。羡自光水引汶通渠，至于东阿以征之，临阵斩兰。[17]

《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认为“汴城”应为“卞城”，在鲁国卞县，当是。但卞城在东阿的东南方，大概在晋军推进途中，卞城燕军开始向黄河边的东阿撤退。荀羡晋军溯泗水北上追击，行至高平时只能人工开掘河道沟通泗水和济水。光水（洸水）恰好是来自西北方的一条支流，在高平一带注入泗水。[18]从洸水上游向北开掘，便可以连接到汶水，而汶水又是注入济水的。所以，经过对洸水的改造，荀羡的舰队便可以从泗水经洸水、汶水而驶入济水，将东阿燕军逐到黄河北岸。

如前所述，在东阿段济水与黄河相距不远，中间有四渎口相通。而荀羡本传未载其进入黄河，可能当时四渎口已经淤塞。但南方舰船进入东阿段济水之后，再疏通四渎口，进入黄河已是非常便捷了。所以三年之后，晋军水师已经能从泗水驶入黄河：升平三年（359年），燕军再度威胁河南，《晋书·穆帝纪》：“冬十月，慕容儁寇东阿，遣西中郎将谢万次下蔡，北中郎将郗昙次高平以击之，王师败绩。”《晋书》的穆帝纪和荀羡本传都未载晋军水师动向，但《宋书》的《五行志》《天文志》却都有明确记载：

晋穆帝升平三年……十月，北中郎将郗昙帅万余人出高平，经略河、兖；又遣将军诸葛悠以舟军入河，败绩。[19]

《宋书》卷二十四《天文志二》作诸葛攸，《晋书》卷十三《天文志下》从之。诸葛攸从兖州北上入黄河，必然是从泗水—济水航道而上，这说明到359年沟通黄—济的四渎口已经再度开通。当然，这次战役晋军失败，河济地区被前燕占据。到十余年之后，桓温伐燕时重新借助这条航道。这条由洸水、汶水改造成的南北航道此后便取代了东西向的荷水，成为沟通泗水与济水的新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