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4—6世纪南北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第2/9页）

综上可见，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北方政权，正常步骑兵比例在2：1到3：1之间。如果北方草原之路被切断，骑兵比例就会大大降低。这个比例到唐朝初年仍基本稳定。据《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一支标准的二万人部队，分为守辎重六千人，马军四千人，以及作战步兵一万人，步骑兵比例为5：2。[23]

第二节 北方骑兵对南作战的特征

骑兵作战的地理环境：山地与河流

在南北间战争中，因为南方政权缺少战马，北方骑兵对南方步兵占有压倒性优势。骑兵集群冲击需要开阔、平坦的地形，河流山林则是运用骑兵的障碍。在东汉末三国初，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如赤壁战后不久，曹仁骑兵与吕蒙在长江南岸的夷陵交战，吕蒙利用当地险峻的地形设伏，俘获很多曹军战马：

（吕蒙）又说（周）瑜分遣三百人柴断险道，贼走，可得其马。瑜从之。军到夷陵，即日交战，所杀过半。敌夜遁去，行遇柴道，骑皆舍马步走。兵追蹙击，获马三百匹，方船载还。[24]

如何避开这些不利于骑兵的地形，在合适的地形上展开决战，是骑兵统帅必须关注的问题。山林之外，河流也是北方骑兵作战的障碍。南方政权一直重视依托河流抵御北方骑兵。黄河地处北方，冬季会封冻，无法阻拦北方骑兵南下，所以对南方的战略屏蔽作用很有限。但汉江、淮河则对割据战争有重要作用。450年冬，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大举进攻刘宋，一支魏军进至彭城以北、泗水西岸的泡水河边。当地民众事先拆毁了桥梁，又趁魏军经过时在树林中击鼓，魏军“谓宋军大至，争渡泡水。水深酷寒，冻溺死者殆半”[25]。到梁武帝时，为防范魏军渡过淮河南下，甚至在钟离修筑了巨大的淮堰，使上游地区直至寿春尽成泽国，以迟滞北魏骑兵的攻势。

在枯水季节或者河流水势不太深急之处，骑兵可以涉水过河，且马会游泳，可以游过不太湍急的河流。所以北方骑兵将领往往运用这些渡河发动奇袭。在前秦对东晋的攻势中，晋军将领朱序驻防汉江南岸的襄阳城，他将江中所有的船只搜罗到南岸，认为这样就使秦军无法渡河。但秦军将领石越带领骑兵“游马以渡”，在南岸建立据点，抢夺船只将主力运送过河，一举攻克了襄阳外城。[26]在北魏与南齐的战争中，北魏将领韦珍受命带一支具装骑兵南渡淮河，到大别山区接应一支亲北魏的地方武装。当时齐军固守淮河上的渡口，希望隔绝魏军于北岸。韦珍自己带步兵佯攻渡口，而命令骑兵从上游水浅处涉水渡河。当双方步兵激战于渡口附近时，北魏骑兵已经迂回至齐军后方，前后夹击取得胜利。[27]魏孝文帝元宏征讨南齐时，曾指挥魏军围攻邓城。齐军将领崔慧景、萧衍率部前来解围。元宏派遣五百高车骑兵迂回到齐军后方，占领齐军来路上的河桥（证之以《水经注》，应当是淯水），截断其退路，使齐军因恐慌而陷入溃败。[28]

北方骑兵的袭掠战与季节特征

除了在会战中冲击敌步兵主力，北方骑兵还有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利用其机动性优势突入敌后纵深进行袭掠、破坏作战。这是北方民族的一种传统作战方式。对于较早的匈奴等游牧族来说，袭掠是一种战术性质的抢劫行为，只是为了满足部族成员和首领的贪欲。但在4—6世纪南北对峙时代，北方政权更有意识地在战略层面上运用这种策略。为防范北方军队，南方政权在边界地区修筑了一系列城池，聚粮屯兵进行持久防戍。北方军队强行攻城的代价很大，也无法发挥骑兵的野战优势。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在秋粮收获季节，用骑兵突入敌城池防线的后方，化整为零在乡间进行破坏，抢劫或焚烧刚刚收获的粮食，甚至掠夺人口。这使得南方城池能够征收到的粮食减少，难以维持戍兵的补给，从而影响其战斗力。

在十六国初期，东晋豫州刺史祖逖占据河南平原，依托谯城、梁城等城池与石勒政权对抗。石勒军队在争夺城市失败后，转而采取骑兵袭掠破坏战术，在秋收季节抢掠乡间地区。祖逖部众被迫男女老幼都投入抢收工作，在敌骑兵来袭时，只能烧掉田野中刚刚割下的粮食，以免落到敌人手中。这种破袭与反破袭的拉锯战持续了多年，使得祖逖军队始终难以发展壮大。[29]

东晋末，晋军试图收复后秦姚兴统治下的河南地区，在淮河以南的芍陂聚众屯田，积蓄军粮。当时驻扎边境的后秦将领向姚兴汇报此事，姚兴君臣对此的分析对策是：

（姚兴）召其尚书杨佛嵩谓之曰：“吴儿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当遣卿率精骑三万焚其积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当从肥口济淮，直趣寿春，举大众以屯城，纵轻骑以掠野，使淮南萧条，兵粟俱了，足令吴儿俯仰回惶，神爽飞越。”兴大悦。[30]

姚兴特意提出发动攻势的季节在“孟冬”即十月。这符合北方民族的活动惯例：除了这个季节战马最为肥壮，南方的粮食刚刚收获，还因为北方民族不适应南方湿热的夏季，雨季江河涨水、植被茂盛，也不便骑兵展开，而秋冬季则是骑兵驰骋的好时机。另外在兵力使用上，杨佛嵩虽然不准备强攻寿春城，但仍要用主要兵力屯驻城外监视城内的晋军主力，使之不能出城进行坚壁清野的工作；同时用轻骑部队袭掠乡野，断绝城内的军粮供应。

在北魏拓跋人与南朝的战争中，这种骑兵袭扰战术仍经常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北魏与刘宋在422—423年争夺河南的战例。魏明元帝拓跋嗣准备进攻刘宋黄河以南地区。出征前诏命群臣讨论进攻策略，“先攻城也？先略地也？”大臣们对此发生激烈争执：带兵出征的奚斤、公孙表认为应当首先进攻黄河南岸滑台、虎牢诸城。留守的崔浩则认为南朝人“长于守城”，强攻恐怕难以在短期内奏效，不如分兵袭掠黄河到淮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列置守宰，收敛租谷”，使滑台、虎牢与后方断绝联系，其守军会不战自溃。[31]后来魏军重攻城而轻袭掠，围攻两城数月方攻克，且在攻城中付出了惨重代价，公孙表也因建言失策被拓跋嗣秘密处死。

423年河南战役之后，北魏骑兵仍经常袭掠南朝控制区。宋文帝刘义隆曾向群臣征询应对战略，何承天因此上《安边论》，他没能提出什么实质性的对策，但在上书中却记录了魏军骑兵袭掠的一些特征：

又狡虏之性，食肉衣皮，以驰骋为仪容，以游猎为南亩，非有车舆之安，宫室之卫。栉风沐雨，不以为劳；露宿草寝，维其常性；胜则竞利，败不羞走，彼来或骤，而此已奔疲……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骑蚁聚，轻兵鸟集，并践禾稼，焚爇闾井，虽边将多略，未审何以御之……[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