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监到“权奸”

史上最著名的太监大概是李连英。一般写作李莲英，那是错的。

连英，字灵杰，平舒（今河北大城县）人，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卒于宣统三年（1911年）。其父李玉，母曹氏，育有六子二女，连英是次子，小名“机灵”。七岁，连英随父母至北京，父亲在珠市口大街一家皮货店干活。后人有称连英为“皮硝李”者，说的就是其父的职业。而王先谦参劾李连英的奏折，则称“太监篦小李之名，倾动中外”，有人说这是“皮硝”与“篦小”的一音之转，也有人说这是因为连英最开始在宫中的梳头房学习，而梳头用篦子，故称“篦小李”云。

连英八岁那年，太监沈兰玉游说李玉，让他入宫做徒弟。贫家无奈，只好应允。九岁，连英入宫。咸丰十年（185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皇帝避难至热河，次年，驾崩。两宫太后旋与恭王联手，对顾命八大臣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史称“辛酉政变”。据说，连英在太后与恭王之间传递情报，为政变成功做出了贡献，此后，他在宫中的升迁极为迅速，至三十九岁，获赏二品顶戴（享受副部级待遇），所谓“开国以来，未有若是之光荣者也”。不仅宫中，在宫外，连英也是声名显赫，尤应以光绪十二年（1886年）四月随醇亲王赴旅顺、烟台检阅北洋水师最为光辉夺目。不过，本应光辉夺目的出巡，表现出来的却是黯淡无光的低调。

以舰艇吨位序次，北洋水师是当时亚洲排名第一的海军部队，隶于总理海军事务衙门。醇王奕任总理大臣（相当于海军司令），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大臣，相当于海军副司令，负责日常指挥。清代有“祖制”，不许宦官干政，而连英作为与军事毫无关系的内务府总管太监，却随海军总司令下部队视察工作，真是体制上空前的创新。百官中自然有人联想到唐代宦官监军的故事，不由深为忧虑。

御史朱一新上奏，质问朝廷，说，如此隆重严肃的阅军大典，竟让李连英这个“刑余之辈”厕乎其间，将来还怎么“诘戎兵，崇礼制”？难道太后这么做，真有“匪外廷所能喻”的“不得已苦衷”吗？慈禧读了折子，大怒，反问一新，你说“苦衷”是啥意思？难道还意存讥讽不成？一新顿首答，岂敢岂敢，小臣的意思，是以为太后或是担心亲王远行，路途辛苦，特派内侍随行，以示体恤，以昭慎重。不过，在您看来，这是曲近人情之礼；在小臣看来，却是于礼无征之举。言外之意，即太后尽有“苦衷”，情有可原，其实则混淆了内廷外廷的界限，破坏了宦官不得干政的“祖制”。慈禧闻言，沉吟不语，摆摆手，示意一新退下。然而，回过神来，还是“下诏切责”，批评一新不该造次。

连英并未受到这场风波的影响，顺利完成了检阅任务，回京还受到嘉奖。一新贡献忠言，却受到批评，失望以极，遂请归养，不数年，卒。

此事既为创举，当然有“苦衷”，只是并非一新说的那份苦衷。除了宦官不许干政，清代还有亲王、后妃不许干政的“祖制”。慈禧垂帘听政，是违背“祖制”，搞政变，更是颠覆了“祖制”。不过，依只许州官放火之义，对于其他人违背“祖制”，她是零容忍的。此前，她就根据“祖制”修理了恭王，将他赶出军机处，剥夺参政议政的权力。更早的时候，她也根据“祖制”，将在外招摇的太监安德海砍了脑袋。有了这些覆辙，醇王奕越发小心。他是光绪帝的生父，也是慈禧发动辛酉政变的盟友，这种身份很敏感，一是怕被太后误会争夺对皇帝的控制，一则眼看两位盟友不是暴毙（慈安太后），就是斥退（恭王），而自己也极具“动辄得咎”的潜力，不免狐悲。及至出任总理大臣，命他去检阅海军，更是谨小慎微，生怕惹动慈禧的嫌猜。他“力请派李连英偕往”，以便由连英监视自己的言行，向太后报告，让领导放心。慈禧闻请，遂允了此事。可怜朱一新，何能知道这个“苦衷”？当然，即算知道，他也不敢讲出来—如此微妙隐秘的情事，公开场合多讲一句都是犯了大忌。而他竟讲出来了，可见他真不知道。

慈禧本非派连英去监军，而是派去看着小叔子（醇王为慈禧亡夫即清文宗之弟）有没有乱说乱动，故亦不在乎臣下的谏议。连英深明此行的真意，在军中待了一月，表现十分低调。凡醇王出见将吏，他皆侍立于后（其实完全有资格看座的），替王爷拎着“长杆烟筒”与“皮烟荷包”，默无一语；若无会见，则随王爷猫在房里，不见一客。当时直隶、山东一干大吏，本想趁这机会亲近李总管，表示一点儿“意思”，哪知道连人都不常见到，更别说抒发“向慕之忱”了。

甲午战争，清国惨败，御史安维峻奏称：“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连英实左右之。李连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连英岂复可容？”这份折子的中心思想，是要请皇帝砍了李鸿章的头，说到兴起，把李连英也扯进来。

然而，安维峻并无连英干政的确凿证据，他这么写，是运用御史可以“风闻言事”的权力。折上，慈禧太后大怒，而其时已经归政于皇帝，乃命光绪皇帝也装作很怒的样子，严斥安维峻“肆口妄言，毫无忌惮”，胆敢在帝后之间挑拨离间，“着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惩戒”。

连英作为太监，数次被御史点名批评，创了清史上一项纪录。若真做了卖官鬻爵、贪赃枉法的大恶，他不冤。可是，谁能拿出哪怕一条确证来指控他？没有，一条也没有。约在光绪六年至八年间，有御史“胪列事实”，向太后举报连英。太后读了，对连英说，昨儿有人举报你，主要是经济与生活作风问题，你可自己辩护。第二日，连英呈递辩护状，逐条批驳。

择要看看连英的自辩。第一条，说子、侄拿他的名片至各省讹诈钱财。辩称：有事与外官联络，要用到名片，然而，名片全由自己手写，列明事由，附有签名。若说子、侄拿我名片到处撞骗，请举报人提交物证，看哪张名片写了教我子、侄去向外官讹诈的事。

第八条，说他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辩称：家中确有紫金泥壶、玉翠白菜、翡翠烟壶这些珍贵古董，或是我从琉璃厂买来，或是太后赏赐，前者有发票，后者有诏书，怎么能说财产来源不明？至于地安门内黄化门大街东口酒醋局胡同的住宅，不过比中产阶级的居屋条件稍好，要说“其制逾礼”的豪宅名园，那是不够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