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的性格与命运

有副对联是这么写的:“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益;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题了上款“云仙贤弟亲家性近急遽,纂联奉赠”,还有下款“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曾国藩”。用联语关键词在网上一搜,可以看到颇有几人藏了这幅“真迹”,而在拍卖公司落槌成交,至少有三次,价格从数万至数十万元不等。从书法来看,这些“真迹”大同小异,似有共同的祖本,或者其中有一件是“真迹”,其他则是仿本。直到读了黎泽济《曾国藩的书法》(载《文史消闲录续编》),才知道,什么都是浮云,这些全是赝品。黎文云:(曾国藩)驻军安徽祁门时,郭嵩焘去看他,他特撰写“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易;凡事多缘忙里错,且更从容”的对联赠郭。先兄泽洪为郭氏孙婿,此联后归先兄,惜抗战初毁于长沙大火。

作者出于湘潭黎氏,是近代湘湘世家,虽所记出于追忆,文字有出入,赠送对联的地点亦误(是安庆而非祁门),而于此联下落,言则有据,洵为定论。[按,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又作云仙,湖南湘阴人,子依永,娶国藩女纪纯,故称“亲家”。]查郭氏日记,知“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嵩焘应江苏巡抚李鸿章聘,自湖南去上海,中途在安庆歇脚,连日与两江总督曾国藩畅谈,做足了任前准备工作。闰八月初六日,嵩焘辞行,国藩临别赠言,“又赠联语”云云。再查《曾文正公手写日记》,闰八月初九日,“纂联赠郭云仙”云云。殆为初六日构思,初九日写赠。网上所见此联图片署期皆作“同治元年八月”,漏了一个“闰”字,与二人所记不符,当然,非说国藩书联时误“闰八月”为“八月”,也不是没可能。

此联真迹不存,史上确有此联不假,请择其“急遽”二字,代古人略抒其中的意蕴。

从文义看,此联不是用来补壁的装饰品,而是两句箴言,甚可说是训语。既云“莫图便宜”,再云“且更从容”,那么,则是说嵩焘素来好贪便宜,不能从容。如此措辞,决不客气。跋文又说嵩焘“性近急遽”,则似暗示嵩焘贪便宜、不从容的病根,正在“急遽”二字。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嵩焘赴京会试不售,国藩特地写了《送郭筠仙南归序》,一则略示安慰,一则凛然相儆。安慰的套话不提,只看首尾两段儆戒语。首云“凡物之骤为之而遽成焉者,其器小也”;末云:“孟子曰‘五谷不熟,不如荑稗’;诚哉斯言也,筠仙勖哉。去其所谓扞格者,以蕲至于纯熟,则几矣。”意谓,此次不中,非关运气,只怪你修养未臻“纯熟”;再不警省,哪怕你禀赋上佳,也会落得“不如荑稗”的结局呢。即此可知,早在写下这副对联以前,国藩已看出嵩焘有希冀“骤为之而遽成焉”的毛病。“骤”与“遽”,正是“急遽”。

而写作此联的时事背景,则是李鸿章创立淮军,经国藩密保,升任江苏巡抚,他一向欣赏嵩焘的人品与才干,欲请嵩焘到上海帮忙,奏充江苏布政使。岂知国藩闻讯,大不以为然,当即致书阻止,云:“(嵩焘)性情笃挚,不患其不任事,而患其过于任事,急于求效,宜令其专任苏松粮储道,不署他缺,并不管军务饷务。使其权轻而不遭疑忌,事简而可精谋虑,至要至要。”

此书作于赠联的同一天。论做官,布政使当然优于粮道,鸿章显欲提携嵩焘,而国藩作为鸿章的老师、嵩焘的老友,本应高兴才是,怎么非要杠一横炮呢?从“患其过于任事,急于求效”一语而论,殆仍不放心嵩焘的“急遽”。果然,嵩焘抵沪,仅任粮道,未署布政使。

嵩焘似已接受了国藩的劝诫。他在江苏任上,不仅发扬了筹兵筹饷的本领,还参与主持苏松减赋的大事,次年,以绩优,诏命嵩焘署广东巡抚。倘若嵩焘自此捐除“急遽”之病,臻于“纯熟”“从容”行事,那么,国藩的赠联还真有大效。

但是,变换气质,谈何容易?嵩焘在粤抚任内,老毛病再度发作。先与两任总督毛鸿宾、瑞麟闹别扭,其后,又与左宗棠(时为闽浙总督,也是他的亲家翁)大生龃龉,闹得狼狈不堪,最终辞职了事。回家后,嵩焘愤愤不平,写信给国藩,痛斥宗棠“倾轧”,并请主持公道。国藩复书,不仅不为他抱不平,反而要他自省,云:“(汝)每遇褊急之时,有所作为,恒患发之太骤[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初四日]。”

这一回,嵩焘不再领国藩的情,他觉得自己没错。于是,四处写信,“揭露”左某人的“劣迹”,号召天下人共弃之,文祥、李瀚章鸿章兄弟、沈葆桢等人都接到了他的控诉状。效果不怎么好。宗棠依然直上青云,嵩焘依然命交华盖,士林舆论也未因此改观。嵩焘自此隐居不出,直到光绪三年(1877年),方奉命出使英国。以前因“急遽”在处理国内事务时犯了错、吃了亏,如今,出使是外交任务,嵩焘该舒气扬眉了吧?不然。在国外,他与副使刘锡鸿产生矛盾,明争暗斗,又败下阵来,最终托病归国。

回到湖南,嵩焘心灰意冷,誓不再出,日以修志读礼解庄为乐,似已彻底捐弃了“褊急”之病。但是,当他听到左宗棠逝世的消息,仍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公负我,我不负公。”至死也不原谅老朋友。其实,细按史事,即知左郭交恶,关于公事者八九,因性格矛盾而产生的误会,微乎其微。嵩焘非要念念不忘,仍是“褊急”本色。他又在回忆录《玉池老人自叙》中历叙自己推举曾左的功劳,自诩安邦治国之才,而慨叹生平际遇不及二人,以致未能建功立名,末云:“生平学问文章,勉强可以自效,而皆不甚属意,惟思以吾所学匡时正俗,利济生民,力不能逮也,而志气不为少衰。”表面上,达观知命,究其实,还是一肚子牢骚,依然“褊急”也。

当然,这个毛病,嵩焘何尝不自知。他总结平生,即云:“吾性卞急,于时多忤(《萝华山馆遗集序》)。”平心而论,嵩焘之德行学问,超迈时流,尤其对外交的见识,堪称海内一人而已。但是,天生“急遽”,怎么也改不好,因此,所遇不合,郁郁而终(自题像赞云“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西谚云性格即命运,殆谓此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