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里的“湘军”

以湘军为主力的清军战胜了太平天国,太平天国从最高领袖到骨干官兵多为广西人,以地域论,湘桂似为敌国,然而,有不少湖南人参加了太平军,为建都天京,抵抗清军,做了不小的贡献。譬如地道攻城,不论太平军攻破南京,还是湘军克复天京,都有湖南郴州人的功劳。郴州在清代已是著名矿区,有很多地道与爆破专家,太平军从广西入湖南,克郴州,就让很多矿工加入队伍。这些人在未来攻克武昌、南京诸名城时,开掘地道,填埋炸药,测算时间,布置引线,对于攻城的胜负,具有决定性作用。而湘军最终以地道轰塌天京城墙,工兵也几乎都是郴州人。

据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做的供述,太平军攻陷南京,并没有在此定都的计划,而是想“分军镇守江南,欲往河南,取河南为业”。当天王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在座船上讨论北伐,被一位“老年湖南水手”听到,他“大声扬言”,说不能去河南,因为“(黄)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河南虽是中州之地,足备稳险,其实不及江南”。今日既得南京,“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而且,从古以来,“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尚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也”?秀清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当时他是太平天国的实际控制人,遂定下建都南京之计。

这位建议定都天京的水手是湖南人,而初期太平军水师的统帅也是湖南人。唐正才,湖南道州人,原是漕运粮船里的水手。咸丰二年(1852年)冬,太平军从南方一路杀过湖南,已克岳州,拟攻武昌,正需要熟悉水战的人才,正才遂以专家身份参加革命,被东王封为典水匠,职同将军。当时太平军先克汉阳,进攻武昌,江汉风波险阻,幸得正才指挥水手在长江搭建浮桥,横渡大军,才能顺利拿下武昌。

而自正才入职,组织船舶,训练水手,太平军始立水营。第二年正月,挥师下江南,“全军战斗员和非战斗员以及老人儿童共计五十万人,辎重无数,正才把这一个庞大队伍的运输工作迅速做好,艨艟万艘,帆帜如云,沿江直下,二月,就攻克南京。论功行赏,擢职同指挥。五月,封恩赏丞相。九月,升殿左五指挥”(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本传)。

正才在天京的官邸,位于“下关大王庙旁査盐卡内”“出入乘舆,早晚奏乐”。据见过他的人描述,正才“四十余岁,面黑有须,齿微露,外粗内诈,颇能笼络人心,各船水手船户多愿依附”。(按,以“外粗内诈”四字,形容当日主动参与太平军的人,真是生动而深刻。)太平天国固属“叛逆”,而又不尊孔子,因此,即有“甘心从逆”的读书人,亦不得其门而入,只能让没读过书(“粗”)而富有才能、不甘沦落(“诈”)的人进入队伍,横下心赌一把富贵。像正才这样的人并不少。譬如,其时有湖南安化人李汝昭,偷偷写了部《镜山野史》,说大清国“可恨者,君明臣不良,官贪民不安”“上下相蒙,理数应乱”“故一时变取(起)”“并出一班英伟文武全才,辅佐太平王,积草储粮,招军养马,收聚天下勇众,如蜂蚁从王”。评其文笔,也是一个“粗”字,然而敢对造反点赞,其“诈”可知。

正才的副手,水营木一正将军许斌升,也是湖南人,原是做木材生意的商人。二人管理水营,制造兵舰,既能圆满完成东王的命令,又能体恤下属的苦衷。譬如,正才曾外调至芜湖,督运木簰至天京,“为城中首逆营造房屋”,可想而知必能讨好领袖。而东王命将“下关江口内船户水手等有千余人”俱行造册登记,正才却隐匿大半,使实在不适合参战的人“不致调拨”,稍减征戍之苦。以此治军,上下相孚,战斗力自然大增。所以有曾经“陷贼”的士人向清廷建议,“如将唐逆先行擒获,贼之水营不难立破矣”(涤浮道人《金陵杂记》)。

天京城里还有一位湖南人,多方设法,庇护平民,令人感动。据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湖南人周才大,任巡查,“性不好杀,见老而无依者辄怜之。请于老长毛贼,议立牌尾馆。残废使守馆,老病使扫街道拾字纸,亦不打仗。于是佯病入牌尾馆者又七八千人”。(按,所谓牌尾,大概指十六岁以下与五十岁以上男子及残病不能服兵役的人。)入馆后,由天国“逐日发米谷,每人三四两”,可算是乱世里勉强安身的处所。不过,后来“以周才大为贼首带赴安徽,此馆又难安身”。可见此馆之设,并非天国正规制度,几乎全赖才大的一片善心。才大又为女性难民设立掩埋馆,“为女馆中抬埋死尸,先葬于城内”,后来也“可以抬尸出城”“随又令馆中妇女自抬,遂有妇女藉抬尸逃窜。此端一开,妇女得生甚众”。以此,虽然写字还称他“周逆”,记事却要说才大所设诸馆,“皆城中难民难逃出城者不得已藉此藏身之计也”,显然是褒扬了。

而进入天国体制的湖南人,大致充任如下职位。如绣锦馆,“两湖贼有知画者,为伪绣锦。为之画旗、画伞、画轿衣,各贼首巢穴门扇墙壁,无一不画,登高上壁,勉为设色,笔墨遭难矣”。如诸王簿书,“系写贼文者”。如诸王典舆,“名为抬轿,亦可挑抬做工,贼目皆两广两湖”。如丞相检点指挥属下的“伪职书使,两湖人谓之头子”。如典天牢、监斩衙,“皆广西两湖残忍之贼为之”。又监造船舶,如监造金龙船总制、监造战船总制,这些职位几乎全是“湖广人为之”。而在天国建立之初,也有不甘被掳的湖南人,发动叛乱,“反戈杀贼”,不幸在铁匠馆密谋的时候,“立书歃血”,兼又痛饮,以至于喝得太嗨,被东王发觉,“执其书,按名悉杀之”。

据时人统计,在天京的湖南人,咸丰三四年间,男性最多时过万,最少时有三千人,女性先有四百人,后来不满三百人。除了江苏人与湖北人,天京城中人数最多的群体就是湖南人。这只是在京坐馆的统计,在外为天国征战的人数也不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