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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提议，他们下个星期一晚上可以在办公室外再见面，继续讨论考夫曼在《纽约时报》的未来。后来考夫曼接到了丹尼尔办公室的一个电话，说主编不能出去进行星期一晚上的会面了，并请考夫曼来办公室。考夫曼来到后，希望解除丹尼尔和他仍然存在的窘迫感，于是说，他想不出在《纽约时报》他能做——或者愿意做——什么事情；相反，他建议《纽约时报》履行它对他的契约义务，让他离开报社。丹尼尔点头同意，于是让审计部准备一下考夫曼的档案备用。

斯坦利·考夫曼回到他的桌子旁，计划用这一天的其余时间处理一下他的私人事务和信件，但有人传话过来，说卡特利奇想和他谈谈。在总编辑办公室，考夫曼听了卡特利奇的解释，更换他的决定是大家的“一致意见”。卡特利奇又笨拙地说：“我是这个一致意见的一部分。”意见一致是否还包括业主在新闻编辑部之外运作的顾问，如执行副总裁哈丁·班克罗夫特、来自营销部和生产部的两个副总裁伊凡·韦特和安德鲁·费希尔，考夫曼不知道，而且他也不关心。奇怪的是（也许不那么奇怪），考夫曼在离开卡特利奇的办公室时，没有感觉到自己有对任何人的报复心态。他现在没有从人的角度考虑报社，而是把它当作一个非人的机构。他想，作为一个机构，它表现得很差：它曾许诺他的任期至少要持续一年半，但八个月就结束了。他相当肯定，他决不会再进时报大楼了。

在离开《纽约时报》后，他重新得到了作为13频道的戏剧评论家的职位，并且回到《新共和》当文学批评家和文化评论员。他很快失去了同他在《纽约时报》大多数同事的接触，但在他的文章开始出现在《新共和》上后，他收到了克利夫顿·丹尼尔一封表示恭维的便函。有一天在家里他还收到了丹尼尔·扬克洛维奇公司一封奇怪的信，《纽约时报》曾雇用这家研究组织来进行对雇员精神状态的科学调查。扬克洛维奇公司的信，包括需要填写的表格，通知考夫曼他被选入《纽约时报》的150人之列，征求他对《纽约时报》及其管理者的可靠意见。考夫曼被这个显然不期而至的最后讽刺信逗乐了。他曾想严肃地填写这些表格，说出他真正想说的话，但这种冲动很快消失了，考夫曼没有回信。

1966年夏天汤姆·威克的职位也受到了威胁。在纽约方面看来，他继续当华盛顿分社社长是一个奇怪的颠倒，这是威克没做进一步的解释就满意地接受了的。大胆探究他走好运的原因会葬送他继续干这个职位的机会，虽然他听说，庞奇·苏兹贝格本人已经改变了纽约方面解除他分社社长职务的决定，同时在克罗克退休后给他一个华盛顿专栏的计划。现在威克既有了一个专栏，又有了分社，他经常怀疑有争议的“布罗德备忘录事件”是不是在某个方面有利于他的事业。

戴维·布罗德的长篇批评，是在布罗德1966年8月退出《纽约时报》并加入《华盛顿邮报》前不久写的，该文不仅攻击了克劳德·西顿、牛栏和纽约的整个官僚机构，而且它还列举了威克分社低落的士气，这种状况是纽约压力造成的，是苏兹贝格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的。然而，在威克和苏兹贝格一起乘坐从华盛顿到纽约的火车时，威克亲自把布罗德的备忘录交到苏兹贝格的手中，苏兹贝格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威克有点漫不经心地提出了这个话题：“你是如何看待布罗德备忘录的，庞奇？”苏兹贝格疑惑地看看威克，他显然没有听说过布罗德备忘录，显而易见，丹尼尔或卡特利奇并没有把它传达给这位业主。威克笑着告诉苏兹贝格：“我碰巧带了一本。”他把它拿出来，交给了苏兹贝格。

这位业主看了一眼，他的兴趣无疑受到了触动：为什么丹尼尔或卡特利奇从来没对他提过，尽管这样做肯定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好像苏兹贝格可以更深刻地亲自看出华盛顿的士气的问题，但威克并不指望他会这么做。在1965年到1966年期间，威克的乐观主义处在低潮，在这一时期他老是因为管理分社问题而不断受到纽约编辑的批评。他们习惯的抱怨是：威克没有从华盛顿拿出足够多的头版独家报道，落后于纽约的罗森塔尔，威克的管理生涯似乎有些悬而未决。然而，有时看起来，汤姆·威克在华盛顿的胜任或不胜任问题对某种更深刻更复杂的事情来说真的是一个次要问题——仿佛他成了其他人对之喊叫的心理表演疗法的一个象征人物，是《纽约时报》的编辑能把他们的个人委屈和职业差别都集中其上的一个焦点。威克本身免不了这种有争议的事情，他是一个高个子、面色红润、身体健壮、雄心勃勃、精明、友好的南方人，他在华盛顿的出现曾在其他编辑中引起强烈的情感反应。他们在不经意之间就向他展示了更多的自己。威克是重大事件的产物，他的一生曾是靠对约翰·肯尼迪遇刺的报道，靠德赖富斯的去世而得到晋升的，后者带来了变化，因为在新闻编辑部里权力的平衡从赖斯顿转向卡特利奇，赖斯顿受到了提拔，以便把他的分社腾给他一手选拔的接班人威克，而赖斯顿主要去从事他在社论版的专栏，这是卡特利奇没有管辖权的地方。1964年，威克的任命对新业主庞奇·苏兹贝格来说是非常可接受的，因为苏兹贝格急于把赖斯顿留在《纽约时报》。但丹尼尔听说了威克被提拔的消息却很难高兴起来，因为这意味着丹尼尔被剥夺了在华盛顿挑选他主要下属的权力。在此后的两年里，丹尼尔极力把他对威克的批评限制在新闻报道上，但威克却能感觉到个人冷淡的暗流，并且可以理解。威克是赖斯顿的小伙子，是赖斯顿留恋徘徊的影响的残余。也许还有另一个因素使有阶层意识的克利夫顿·丹尼尔产生不小的恼怒：威克像丹尼尔一样来自北卡罗来纳，威克知道泽比伦在哪里。

索尔兹伯里和威克的争论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个人的。从1966年开始，索尔兹伯里越来越怀疑约翰逊政府对越南战争和美国国内问题的自以为是的乐观主义态度——华盛顿的政府机器似乎成了幻象的制造者。索尔兹伯里认为威克的分社疏忽了它进行探究和暴露真相的职责。这并不是说威克很天真；自从接手克罗克的专栏以来，威克的写作反映了首都对事态进展情况越来越大的关心，但索尔兹伯里更感兴趣的不是威克作为一个专栏作家的感觉，而是威克推动他的队伍进行更大胆的调查报道的能力。索尔兹伯里感觉到威克不能平等地对待这两种工作，不能既写好一个专栏又管理好分社，在这个点上A.M.罗森塔尔同意索尔兹伯里的看法，这是罗森塔尔和索尔兹伯里能够取得一致的为数不多的事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