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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写的关于达彻·舒尔兹的逃税案审判的报道，甚至舒尔兹本人也不得不表示敬佩，但他也气愤伯格竟引用一个人的话说他是一个“容易迷上金发碧眼女人的人”。这个恶棍有一次见到伯格，叫住他，抱怨他不该用这句话。

“可这是真相，不是吗？”伯格问道。

“是的，”舒尔兹说，“但在《纽约时报》上不该出现这样的语言，不是吗？”

1947年，当美国的第一批阵亡者装在6248个棺材里用船从欧洲运到纽约的港口时，伯格创造了一篇新闻报道经典。后来在1949年又写了一篇。那时，一个叫作霍华德·昂鲁的老兵在新泽西州坎登的大街上发了疯，用手枪射击13人，然后向警方投降。伯格用了六个小时追溯了昂鲁事件的过程，采访了看到这一狂暴行为的50个人，然后他坐下来，用两个半小时写了一篇4000字的文章，重现了整个场面：

人们纷纷躲进商店，女人惊慌得尖叫，男人害怕得说不出话来。一段时间没有人能知道发射出来的是什么。昂鲁先走进临近大街的约翰·皮拉奇克的修鞋店。补鞋匠是一个27岁的生活在彭梭肯小镇的人，他张着嘴看着昂鲁来到离他几米的地方。修鞋匠从他的长凳上站起来，随即被一颗击中他腹部的子弹射倒。商店里的一个小伙子跑到柜台后面，害怕地蹲在那里。昂鲁走到阳光明媚的大街上……

迈耶·伯格因这篇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他把1000美元的奖金送给了昂鲁的母亲。伯格后来用了两年时间研究和写作《纽约时报》的正史，因为《纽约时报》要在1951年庆祝它的百年纪念。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任务，不是因为他伟大的报道才华难以胜任这个任务，而是因为作为关于《纽约时报》“正式的”出版物，它必须经过奥克斯、苏兹贝格和阿德勒家族的各个成员以及一些高级管理者的认可，但它实际上是不可能取悦于他们所有人。他们对这本书做了许多删节和修改，当这本书在1951年出版时，尽管在评论和商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伯格却向一些朋友坦白，他有时真不愿意让他的名字出现在封面上。

现在，在1954年夏天，在他为《纽约时报》写“关于纽约”栏目一年多后，他再一次因为业主办公室和新闻编辑部的一个编辑对这个栏目的一些否定性反应而感沮丧。最终，这位编辑不得不记录下伯格的辞职声明，并给其他编辑以及业主办公室送去了备忘录的副本：

1954年7月8日

这是关于我今天下午在迈耶·伯格的请求下和他进行的谈话的备忘录。他显然因最近对他栏目里一些不满意的证据而心烦意乱，此外我就他上个星期天写的东西做出的批语更使他的心情坏到了顶点……当然，他对批评非常敏感，他感到虽然这个栏目为读者所喜欢，但在办公室里的看法并不好。我告诉迈耶，他不应该过多在意——正像我做的那样——这座大楼里的评论，而应注意的是营销部的反应，那里对他一致表示赞赏的……

转到对这个栏目提出的具体评论上，他提了一个建议，他认为是出自业主的，即这个栏目应该是更多时事性的。他说他认为业主并不知道写好头条新闻并在以后的栏目上保持领先地位所碰到的困难。我回答说，我只想在他的栏目中有一个需要是时事性的，也许是四个中的一个，并且再一次向他提出，如果他认为可取的话，可以让一个现场采访记者来帮助他。他似乎也不喜欢这个想法。他还提到了“催人泪下”栏目，他认为业主对这个栏目感兴趣。他说，尽管这些没什么不好，但他收到的邮件表明，人们最感兴趣的是他关于过去的纽约的材料。此外，我告诉他，我认为经常变化速度是个问题……

1954年7月9日

今天我发现他依旧很抑郁，并且在考虑是不是要辞职……

伯格没有辞职。在整个7月和8月他继续写他的专栏，接着他休了一个月的假。他回来后精神好多了，后来他又开始抱怨曾命令他在自己专栏里进行的那些变动，以及他的专栏完全被砍掉，然后再安插别一个专栏的例子。他继续写这个专栏，但说真的他不喜欢它。他宁愿去干他过去干的老本行——当一个记者。

1954年底，由于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的去世，赛勒斯·苏兹贝格接管了她在社论版上的一周三次的专栏。这是一个全职工作，这意味着苏兹贝格不能再花时间去影响驻外人员了，为此卡特利奇感到很惬意，卡特利奇还高兴地在办公室里宣布，苏兹贝格占了十年的“驻外首席记者”的头衔立即废除。卡特利奇现在也希望，他在纽约的国际新闻编辑伊曼纽尔·R.弗里德曼将会成为国际新闻记者和报社打交道的唯一的渠道。但一些驻外记者，要么是出于习惯或故意直接写给赛勒斯·苏兹贝格，要么是直接写给主编办公室，甚至业主本人。头号刺头是远东的一个记者，叫格雷格·麦格雷戈。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份电文，上面写道：“不能理解你为什么要绕过我停止请解释停止弗里德曼。”

麦格雷戈对这个电文感到疑惑不解。他碰到了一个朋友，《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凯斯·比奇，最近访问过纽约，麦格雷戈问他是否听说《纽约时报》有人叫弗里德曼的。

“他是你的老板，你这该死的傻瓜，”比奇说，“他是国际新闻主任。”

在做了点研究后，麦格雷戈发现，弗里德曼自1948年以来就是国际新闻主任。麦格雷戈极力以外交辞令来回答弗里德曼的电文，但他怀疑这种误解不容易得到消除，在回顾此事时，他确信自己是正确的。

尽管麦格雷戈多年来都是从远东把照片——类似朝鲜战争场景、台湾的活动或者其他他作为记者工作的地方的照片寄给马克尔的星期天版，但麦格雷戈有一天接到了弗里德曼的一封信，说“不要忘记你的工资单来自三层”。星期天版是在八层。所以，麦格雷戈不再把照片发给星期天版。但1955年回纽约休假时，麦格雷戈在时报大楼里碰见了马克尔，问他为什么不再发照片。麦格雷戈说有一个理由，但他不想讨论。马克尔很快使他放下心来，保证对他说的任何话都会守口如瓶，这样他就不得不做出解释了。麦格雷戈说完后，马克尔沉默了一阵子，然后看看麦格雷戈，问道：“你认为你是在为弗里德曼工作，还是在为《纽约时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