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主教们与建筑师们（第2/5页）

枢机主教切萨里尼（Cesarini）先用拉丁文宣读了声明，接着大主教贝萨里翁又用希腊文宣读，之后意大利枢机主教与希腊大主教拥抱庆贺，其余高阶神职人员及东罗马帝国皇帝也同他们二人一起在教皇面前下跪致敬。后来为庆祝理智的胜利，他们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传达的信息还被刻在了支撑教堂穹顶的石柱上。

然而，人们庆贺的和谐统一并没能维持多久。代表团一回到君士坦丁堡，佛罗伦萨就收到了协议因强烈抗议而不得不被废止的消息。东罗马帝国皇帝还发现，他在意大利获得的声援和协助抵抗土耳其人的承诺都不过是一纸空文。14年之后，苏丹的禁卫军就翻过了君士坦丁堡硝烟弥漫的城墙，而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的人头则被征服者嘲讽地悬挂在斑岩石柱的顶端。

对佛罗伦萨而言，正如科西莫预见的那样，会议带来了更乐观的结果。它不但让城市贸易因此获利，更给此时人们已经开始谈论的文艺复兴（Rinascimento）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如此之多的希腊学者出现在佛罗伦萨，迅速激发了人们对古典文本、古典历史、古典艺术和哲学的兴趣，尤其促进了对柏拉图的研究。这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英雄，长期以来一直被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光辉掩盖。贝萨里翁的住处每天晚上都聚集着许多希腊和意大利学者，他本人也被说服留在意大利，并被封为枢机主教和西旁托（Siponto）的大主教。陪同贝萨里翁一起从君士坦丁堡来到意大利的格弥斯托士·卜列东（Gemistos Plethon）是研究柏拉图的权威，他也同意留在佛罗伦萨，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落叶归根回到祖国。

科西莫也对卜列东关于柏拉图的演讲十分感兴趣，从中受益匪浅，他甚至决定要在佛罗伦萨建立柏拉图研究院，并且把自己有限的私人时间都用来研究柏拉图。卜列东的回国和科西莫的事务缠身一度使这一计划被迫推迟，直到几年之后，科西莫领养了他的一个私人医生的儿子——名叫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的年轻医学院学生，这些计划才重被提起。菲奇诺对柏拉图的强烈兴趣不但促使科西莫资助他继续深造，后来还安排他在位于宁静乡村的蒙特维奇欧（Montevecchio）别墅里学习希腊语，并将柏拉图的全部著作翻译成拉丁文。[1]菲奇诺热切地接受了这个工作，随着其年龄和学识的增长，科西莫还会邀请他到邻近的卡雷吉别墅里，要么两人，要么与其他朋友——包括听从科西莫的劝说，于1456年来到佛罗伦萨的希腊学者约翰·阿基罗保罗斯（John Argyropoulos）——畅谈哲学问题直至深夜。柏拉图研究院就在这些积淀上慢慢成长起来，并对以后欧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这次会议不仅点燃了科西莫心中建立柏拉图研究院的希望之火，还使得他有机会为自己的藏书室增添不少珍贵的作品。他的藏书室已经被视为当时世界上最宝贵的藏书室之一。在过去多年中，科西莫的代理人一直按照他的指示在欧洲各地乃至近东地区搜集一切能找到的珍稀手稿，特别是在德国的修道院——因为那儿的修道士们似乎对这些作品的价值一无所知。1437年尼科洛·尼科利去世时，把自己的800多册藏书都送给了科西莫，作为对他长久情谊的回报。科西莫把宗教方面的书籍都送给了圣马可修道院，其余的自己留下。科西莫的藏书室对于所有想要阅读的朋友都是开放的，这也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开放性藏书室，后来在罗马的梵蒂冈藏书室也承袭了这样的模式。在科西莫及其继承人的不断扩充下，藏书室最终收藏了超过一万册（codices）拉丁及希腊作者创作的书籍，还有数以千计的但丁和彼特拉克（Petrarch）时期的珍贵手稿及佛罗伦萨更早时期的作品。[2]

除了为藏书一掷千金外，科西莫和他的父亲一样，在装饰佛罗伦萨的建筑上也慷慨大方得很。乔瓦尼·迪·比奇从来不是什么爱书之人，事实上，从1418年的一次财产盘点来看，他总共只有三本书：一本拉丁语的《圣玛格丽特的一生》，一本教士乔瓦尼的拉丁语布道词和一本意大利语《福音书》。但是乔瓦尼·迪·比奇一直认定，一座城市的荣耀，以及城市中在乎荣耀的富有市民的个人声誉，都需要通过对公共建筑的资助和修缮来实现。

乔瓦尼参与的第一个重要项目是为圣乔瓦尼巴蒂斯塔洗礼堂建造新大门。这个洗礼堂被但丁称为“我尊敬的乔瓦尼堂”（il mio bel Giovanni），在当时已有250多年的历史了。[3]洗礼堂的南门装饰是1330年由安德烈亚·皮萨诺（Andrea Pisano）设计的，描绘该教堂所致敬的圣人乔瓦尼的生活景象。1402年瘟疫暴发，人们决定重修教堂北门作为对上帝的献祭，以祈求1348年那场从那不勒斯向北席卷整个欧洲、千万人丧生的可怕灾难不要重降人间。新大门由青铜制成，并请技艺最精湛的工匠操刀，共有七名当时顶尖的艺术家被邀请提交设计方案参加竞选，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可能也是评委之一。

青铜板的设计主题是以撒的献祭。所有作品提交后，三位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获得了评委们的青睐。这三个人当时都只有二十多岁，雅各布·德拉·奎尔查（Jacopo della Quercia）来自锡耶纳，洛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和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都来自佛罗伦萨。经过漫长的讨论后，吉贝尔蒂和布鲁内莱斯基最终胜出。但是当评委告诉两人希望他们合作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脾气火爆的布鲁内莱斯基无法接受，一气之下离开佛罗伦萨去罗马学习建筑了。临走之前他把自己的青铜板留给了科西莫，后来科西莫把它摆到了圣洛伦佐教堂的圣器收藏室中，展示在圣坛之后。

最终建造大门的任务落在了吉贝尔蒂一个人身上。他多才多艺，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具备的素质之一。他本来是学习做金匠的，但同时也是一名画家、建筑家和雕塑家。他设计过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窗户以及马丁五世和欧金尼乌斯四世的三重冕。他为乔瓦尼·德·美第奇设计了一个红玛瑙镶金浮雕，描绘的是阿波罗（Apollo）和玛尔叙阿斯（Marsyas）；还为科西莫设计了一个圣物箱，用来存放三位已不为人知的殉道者的遗骨。接受建造洗礼堂大门的工作时，吉贝尔蒂只有23岁，待他完成所有工作时，已经快73岁了。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总是不断地修改重做，直到浮雕的成品达到他能实现的最完美程度为止。他对“最大限度地还原自然本来样貌”的极致追求让助手感到疲惫不堪。大门经过了22年的打磨才终于完工。为了庆祝此等大事，执政官们列队从市政厅前往教堂，向艺术家和伟大的作品致敬。[4]要知道，只有为了最庄严神圣的事件，执政团官员才会被允许集体离开市政厅。然而，庆祝仪式刚结束，吉贝尔蒂就马上回到布法利尼街（Via Bufalini）上与圣玛丽亚诺瓦医院（Santa Maria Nuova）[5]相对的铸造厂，着手设计洗礼堂的东门了。抱着建造出无法超越的杰作的决心，又经过了28年的精心雕琢，已经垂垂老矣的吉贝尔蒂才不得不承认他不可能再对作品做出什么改进了。于是描述《旧约》中故事情节的镀金铜板最终于1456年被安装到了洗礼堂的东门上。后来，米开朗琪罗就是被这扇门上的雕刻深深打动，并惊叹它们“配得上作天堂之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