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巴尔干战争（第2/9页）
始终把塞尔维亚斥为微不足道的“猪与猪群之地”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这时与舍穆瓦前往柏林，以取得德国保证在奥地利与猪群交战时支持奥国。柏林报界饶有兴味地打量这些忧心忡忡的奥匈盟友：“理论上，欧洲六大国平起平坐；但实际上，在民族特性、财力与经济实力、迅速动员能力、海陆军队素质上，有很大差异。”[14]民族特性乃是这几个项目里霍夫堡宫能在短期内改变的唯一项目，于是，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以爱说大话著称的康拉德，在弗朗茨·斐迪南的极力要求下复职，取代舍穆瓦。当初康拉德于“舍奈赫危机”期间遭解职的内情，这时也曝光，原来那是美景宫与霍夫堡宫所达成交易的一部分。弗朗茨·斐迪南原想要撤换外长埃伦塔尔和陆军部长舍奈赫，但皇帝坚持条件交换，以继续将陆军抓在手里。于是，弗朗茨·斐迪南同意康拉德下，舍穆瓦上，前提是皇帝愿意照斐迪南的意思撤掉舍奈赫，换上奥芬贝格。但一九一二年三月，三家匈牙利报纸揭露奥地利拟了最高机密的U计划（斐迪南大公欲入侵匈牙利、关闭其议会的一九〇五年计划），并指出该计划在由奥芬贝格拟定时，奥芬贝格就变成烫手山芋，即使是对斐迪南大公来说亦然。
U计划的曝光引发轩然大波，于是，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即上述交易谈成才一年，就不得不草草谈定另一项交易。皇帝将奥芬贝格解职，且不尽放心地召回康拉德。布罗施从美景宫指出，如果找别人来当，当然更好，但其他候选人全是“婆婆妈妈之徒”。舍穆瓦未做出一番成绩。他的声望不够高，压不住阵脚，在战争隐隐然即将爆发之际，必然总绾兵符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将需要康拉德当他的左右手。[15]法国驻维也纳大使馆觉得这场危机最有趣之处，乃是揭露了霍夫堡宫与美景宫无休无止的暗斗。披露U计划那三家报纸全领皇帝的薪水，这表示弗朗茨·约瑟夫刻意铲除奥芬贝格，“以打击弗朗茨·斐迪南和其党羽”。法国大使馆论道，这类耍阴使计的行径，不只降低奥地利高级军官的战斗力，也降低他们的素质。康拉德果然取代舍穆瓦出任参谋总长，但找不到人接替奥芬贝格。“没有优秀的军官愿意接陆军部长之位，”法国人指出，“近来，帝国陆军部被视为匈牙利的附属机构——事实确是如此——且如今大部分高级军官效忠于弗朗茨·斐迪南，不想冒着被他视为叛徒的风险接掌这一职务，因为皇帝太老，不值得把个人前途押在他身上。”[16]最后，博尔弗拉斯终于找到一位已快退休因而不在意前途之人：六十三岁，在皮尔森（Pilsen）的Skoda厂督造新火炮的亚历山大·克罗巴廷（Alexander Krobatin），一个无害且无能之人。[17]
斐迪南大公和康拉德两人未拾回过去的友谊。虔诚的天主教徒弗朗茨·斐迪南，痛恶康拉德与已婚女子半公开往来引发的轩然大波，也痛恶这位参谋总长明知奥地利军力不强仍那么不自量力地好战。斐迪南大公始终中意于奥、俄达成保守性协约的构想（且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与塞尔维亚、俄罗斯，很可能还与意大利、罗马尼亚同时交战的难题），因此渐渐转向贝希托尔德与皇帝的和平政策。[18]但和平政策的可行性似乎也不高——塞尔维亚一心想打仗，俄罗斯想不出与奥地利重启一八七八年已截止的同盟关系有什么好处。更糟的是，弗朗茨·斐迪南认为阿尔巴尼亚的角色，类似于一八六四年时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普奥战争就肇因于这个地区的归属争端。普鲁士人从丹麦手中夺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诸公国，将它们与奥地利分掉，然后以分配战利品时必然产生的不和为借口，向哈布斯堡王朝开战，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德意志问题”。
弗朗茨·斐迪南深信俄罗斯人在阿尔巴尼亚玩同样的把戏——打算“缩小阿尔巴尼亚的疆域”，以壮大其“塞尔维亚受保护国”，为剩下的领土挑起与奥地利的战争。[19]他只能指望德国人会支持奥地利，制止俄罗斯。[20]如果德国人不愿意，奥地利会垮掉。就连老迈的弗朗茨·约瑟夫都惊醒过来，紧张问道：“陆军已可以作战了吗？”[21]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在申布伦宫召开的一场高层首长初步会议，权衡了奥匈帝国不同选择的利弊得失。外长贝希托尔德推测，德国人大概不会支持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军事冒进”。[22]事实上，德国人会；在三天前于波茨坦召开的德国秘密军事会议中，德皇与其将领就已决定，无论情况如何他们都会保卫奥匈帝国，且应引发战争，以在俄、法两国尚未完成其军事扩张时将它们击败，“愈快愈好”。[23]一如以往，德国人不认为有必要将此决议告知奥地利人，奥地利人不觉得有必要向其盟邦征求意见。一如一九一四年七月时德奥所会有的作为，这两个大国各搞各的，不知对方的真正意向。奥匈帝国的财长提醒道，不管有没有德国支持，奥地利节节升高的备战成本会搞垮财政。陆军已召集十七万两千后备军人增援现役部队。其中一半部署于加利西亚，另一半部署于波斯尼亚，然后又召集了五万后备军人。在皮尔森、布拉格、柯尼希格雷茨，捷克籍后备军人被派赴驻地时高唱塞尔维亚国歌，而非奥地利国歌，哗变情景令皇帝震惊。在柯尼希格雷茨（捷克语称赫拉德茨-克拉洛韦/Hradec-Králové），两千民众堵住兵营通往火车站的公路，朝试图驱散他们的警察丢石头；还有数百名示威者等在火车站，当局动用上了刺刀的部队才将他们驱离。开拔部队的指挥官在火车车厢里遭愤怒暴民攻击。火车启动时，又有数十平民躺在铁轨上阻止运兵火车离开，当局不得不将他们拖到监狱。[24]
俾斯麦那句老话“奥地利皇帝说‘上马鞍’，人民就上马鞍”，已不再适用于现实情况。在萨拉热窝，波蒂奥雷克估计，为了巴尔干战争危机派到那里的后备军人，至少有三分之一不堪用——政治上心怀不满、身体不适作战，或两者兼而有之。[25]这样的局部动员，所费也不赀：这一突发且短暂的活动，耗去两亿七千五百万克朗（五千五百万美元），相当于平时陆海军费的一半。
这样的开销如果持续到真正爆发战争时，有可能使国家破产。反过来说，这个君主国禁得起这样的花费却不动手？康拉德提醒所有听得进去的人，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开始的局部动员（只有加利西亚境内三个军和波斯尼亚境内两个军），每天要花掉两百万至三百万克朗。光是多添购用以运送补给品、火炮和增援骑兵中队的马，就花掉三千多万克朗（六百多万美元），但皇帝找任何地方要钱，都吃闭门羹。对于陆军部长奥芬贝格的紧急拨款请求，匈牙利议会连考虑都不考虑，奥地利议会则用刻意阻挠议事的手段将该请求拒于门外。最后，弗朗茨·约瑟夫动用哈布斯堡王朝典型的利益交换手法，以承诺于伦贝格（乌克兰语称利沃夫/Lviv）设立乌克兰大学，使乌克兰籍议员不再阻挠议事，但已为时太迟：无计可施的财政部已寻求以屈辱性的条件在纽约借款，也打算针对收入、资本利得、不动产、火柴、烟草、烈酒，以及史上头一遭的，针对咖啡馆里侍者的小费，征收不得人心的新税。[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