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言而喻的真理革命共和国的建立（第4/11页）

图17 1774年萨凡纳的一张奴隶拍卖的单页广告。这页广告反映了革命前夕南方的奴隶现实。具体到萨凡纳普遍趋势来说，越来越多的奴隶是直接从非洲进口的。从1755年到1767年左右，在萨凡纳的奴隶中，有大约60%来自加勒比地区，大约25%来自非洲国家。不过，在1768—1771年左右，来自非洲的奴隶比例上升至86%（广告中的奴隶来自几内亚）。这页广告除去出售奴隶之外，还有一则出售种植园的消息，以及一则招聘种植园看守的工作启事。后者表明很多主人都不在自己的种植园居住，这也凸显了奴隶主和奴隶的距离。不过，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还是两个奴隶（比利和夸米那）逃跑的消息。从夸米那面部的“国籍印记”来看，他可能来自非洲。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 [LC-USZ62-16876（1-2）]。

正如图中萨凡纳的大幅广告所展示的那样，虽然1774年已经处于革命前夕，那一年美国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杰斐逊为英属美国殖民地的权利奋力疾呼，菲利斯·惠特利正享受着她的文学成果，但奴隶贸易仍然一片繁荣。即使杰斐逊宣称“给予我们生命的上帝同时也给予了我们自由”，但很显然，正是通过剥夺英国殖民地中黑人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有时甚至是剥夺他们的生命权，英国人才越来越有可能享受到了这些权利。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不可避免的。从殖民初期开始，无论是切萨皮克殖民地、新英格兰殖民地，还是位于它们之间的其他殖民地，在与非白人、非新教徒的接触中，便在不断强化一种白人和新教的身份。种族优越感和革命本身都是基于一种英国性的存在。不过，精英殖民者生活中所展现的跨大西洋特质即使真的削弱了这种英国性，也至少巩固了这种身份。正如约翰·伍尔曼预见的那样，自由等同于白人，奴隶等同于黑人。但它仅仅是一种白人的视角，这一点对于未来的美国来讲至关重要。

生存还是毁灭

如果说有些真理看起来并不像一些白人殖民者所认为的那样不言而喻，那么对于英国人来讲，至少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自由的确是全人类的事业，人类也许已经做好准备为它而战。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勋爵约翰·默里（John Murray）立即宣布“所有受契约束缚的仆役，不管是不是黑人……只要能够并愿意拿起武器，就可以重获自由”。有了自由作为激励，很多弗吉尼亚的奴隶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邓莫尔勋爵的黑人军团”，和英国人并肩作战。同样，也有很多自由的黑人为革命言论所感染，希望为殖民地作战。毕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在殖民地军队中服役过。即便如此，殖民地的主要军事武装大陆军却拒绝接纳黑人。在1775年10月的征募令中，他们宣称拒绝接纳“黑人、拿不起武器的男孩和承受不了战争疲劳的老人”。

虽然邓莫尔勋爵的公告点燃了奴隶反抗的恐怖阴影，南方和北方的奴隶主却并不愿意遵从官方的决议，让自己的奴隶参军。而各州需要自行负责筹集民兵并且提供资金，有时候就会在巨大的成本面前望而却步。在当时，军队里的月俸还不到6美元（或者40先令），而奴隶主却可以因为失去自己的奴隶而获得约1000美元的可观补偿，招募奴隶参军的成本在人均100美元到400美元之间。然而，随着战争越拖越久，各州疲于应对国会摊派的大陆军征兵配额，于是，很多地方，尤其是新英格兰的一些地区都废除了只接纳白人的征兵政策。在南部各州，这一政策仍处于摇摆之中，立法机构还在犹豫是否允许征募黑人军团。不过，奴隶主有时候的确会派一名奴隶代替自己去战场。因此，在独立革命战争中，很多参战的黑人都是在为两方面的自由而战：为他们自己，也为白人社会。

在革命时期的美国，自由总是伴随着一定代价。美国独立战争中，很多人相信为了正当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如此一来，鉴于美国独立革命是一出建国之举，其革命故事自然得到了太多的润色和虚构，因而有些时候，革命过程中实际使用的手段也已经淹没在了那些建国神话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名望业已奠定，恰如有时种族已被忽略。波士顿大屠杀的遇害者克里斯珀斯·阿塔克斯（Crispus Attucks）不仅死在了英国人的子弹之下，在殖民地插画家的笔下也遭到了选择性的无视。其他一些个体则幸运地走上舞台中央，成为一些得到全社会关注的事件的象征。其中一个例子便是雕刻师和银器匠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他在漫画中描绘了一个英国化的阿塔克斯，在为独立革命的舆论造势中，这个作品成为有力的宣传工具。同样，他在半夜奔骑到莱克星顿发布惊天警告的著名事件也成为革命传奇。显然，这个传奇之所以被人传颂，还要仰仗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诗歌《保罗·里维尔的奔骑》。这首诗写于事件发生的一个世纪之后——恰逢美国内战激战正酣——此时，美国也许最能够接受这种独特的爱国主义信息，而就在那几年中，保罗·里维尔的故事在印刷品、绘画和石版画作品里都得到了生动、形象的表达。

当然，正如所描绘的那样，里维尔在1775年4月18日的夜晚的确骑马来到了莱克星顿、康科德和那里的武器仓库，警告人们英国军队正在向那里进发。不过，他几乎不可能像之后人们描述的那样，大声呼喊过“英国人就要来了”。首先，英国正规军本就驻扎在那里，实际上，在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就在那里了。其次，这句话本身也是一个荒谬的说法，因为很多殖民者认为自己就是英国人。不过，真相和这种半虚构的表现手法之间的鸿沟，本质上正是美国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分野。实际上，作为殖民者的爱国主义与作为英国人的民族主义是相互冲突的，但是白人殖民者并没有像战后的革命故事中所暗示的那样，立即转变身份，把自己当成是美国人。在里维尔的奔骑传奇中，蕴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在革命时期，美国殖民者自发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英国人的镇压。这与事实完全不符。不过，从殖民者的角度来看，里维尔在传说中独自奔骑的故事恰好反映出1775年和1776年殖民地事件的真髓：正如托马斯·潘恩劝诫的那样，是时候让英国的殖民地独立了。里维尔的故事成为反抗英国统治者的一个象征性事件。这种反抗意识在当时已经在缓慢凝聚，但在1775年时还没有统一形成一种追求美国独立的信念，更没有塑造出明确的美国人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