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确定性的基石：科学（第4/7页）
在当时的工业经济中，有许多技术进步。电力可以任意取得，真空排气机和正确的度量仪器也被发明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技术进步，上述的变化是不可能的。但是，任何解释中的必要因素，其本身并不是充分的解释。我们必须继续寻找。我们能够借着分析科学家的社会和政治成见，来了解传统科学的危机吗？
这些成见，显然主宰了社会科学。而且，即使是在那些似乎与社会和社会问题直接有关的自然科学中，社会和政治因素往往也非常重要。在本书所论时期，这种情形相当明显。在生物学直接和社会人接触的那些领域，以及在所有那些可以和“进化”的概念及达尔文这个越来越政治化的姓名扯得上关系的领域，社会和政治因素都很重要。两者都带有高度的意识形态力量。19世纪时，种族歧视的重要性说多大便有多大。就种族歧视来说，生物学对于理论上主张人类平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它将可见的人类不平等，由责备社会转而责备“自然”（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2节）。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生而低下。因此，生物学不仅可能是政治右派的科学，也可能是那些怀疑科学、理性和进步者的科学。很少有思想家比哲学家尼采更怀疑19世纪中叶的真理，包括科学在内。可是他自己的著作，尤其是他最雄心壮志的《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 ），[17] 却可视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衍生物。该书的论点是以“物竞天择”为根据，在天择的演进下，注定会产生一个“超人”新种族。它将支配较愚笨的人，正如人类在自然界支配和利用牲畜一样。而生物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在“优生学”和“遗传学”这门新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上尤其明显。遗传学大约在1900年左右出现，不久之后（1905年）由威廉·贝特森（William Bateson）命名。
优生学比遗传学早得多。它指的是将农业和畜牧业常用的选育法运用在人类身上。其名称出现在1883年。它基本上是一项政治性运动，几乎完全局限于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分子。他们力促政府采取积极或消极的行动，去改良人类的遗传条件。极端的优生学家相信，如要改良人类和社会情况，只有对人种做遗传上的改良，即集中全力鼓励优良的种系［通常认为是资产阶级或像“北欧人”（Nordic）那种肤色适宜的种族］，而淘汰不喜欢的种系（一般认为是穷人、殖民地人民和不受欢迎的陌生人）。相对温和些的优生学家，则为社会改革、教育和一般环境的改良留下一些余地。不过，优生学虽然可以变成一门法西斯主义或种族歧视的伪科学，并在希特勒手下成为有意识的种族绝灭，可是，在1914年前，它并不特属于中产阶级政治的任何一支，反倒是与当时暗含优生学意义的种族理论相似。在这项运动盛行的国家中，优生学的理论可见于自由主义者、社会改革者、费边派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左翼派别的意识形态激烈辩论中。（节育运动与这些优生学的主张息息相关。）不过在遗传与环境的战斗中，或者套用卡尔·皮尔森（Karl Pearson）的话，在“天性”与“教养”的战斗中，左派不可能独钟遗传。于是，在这段时期，医学界显然对遗传学缺乏兴趣。因为当时医学的伟大胜利是建立在环境上面，一方面借着治疗微生物疾病的新方法［这些治疗方法始于巴斯德和科赫（Koch）的时代，并促成细菌学这门新科学的诞生］，一方面则通过公共卫生的改良。皮尔森认为：把150万英镑花在鼓励健康的繁衍上，胜于在每一个镇区为消灭肺结核病兴建一所疗养院。可是，医生和社会改革家都不大愿意相信他的话。[18] 而他们是对的。
使优生学“科学化”的，正是1900年后遗传学的兴起。遗传学似乎表示：环境可以根除遗传的影响，而大多数或所有的特征，都由一个单一的基因所决定，即可以用孟德尔学说的方法选育人类。虽然有些科学家投身于遗传研究，是由于“种族文化至上的影响所致”［比如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和皮尔森］，[19] 我们却不能据此认为遗传学是出自优生学的偏见。另一方面，在1900—1914年间，遗传学和优生学之间的关系显然是密切的。虽然1914年前至少在德国和美国，科学和带有种族歧视的伪科学之间的分野绝不清楚，可是英国和美国的杰出科学家均与这个运动有关。[20] 不过在战争期间，这种情形却使得严谨的遗传学家离开专心致志的优生学家的组织。无论如何，遗传学中的“政治”因素是相当明显的。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缪勒（H. J. Muller）于1918年宣布：“我从来没有对抽象观念的遗传学感兴趣，我对遗传学的兴趣始终是源自它和人类的基本关系——人的特点与其自我改进的方法。”[21]
如果我们必须从对社会问题的迫切关注这个脉络来看待遗传学的发展（优生学声称它能对这些问题提供生物学的解决办法，有时还可替代作为社会主义方案），遗传学所符合的演化理论，也有其政治上的重要性。近年来，“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也再度使我们注意这件事。“物竞天择”这个理论，从一开始便与社会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物竞天择”的关键模型“生存竞争”，当初便是从社会科学中得来的［马尔萨斯（Malthus）］。19世纪末20世纪初，观察家们注意到“达尔文主义中的危机”。这个危机造成了各式各样的臆测——所谓的“生机论”（vitalism）、“新拉马克主义”（neo Lamarckism，1901年时的称谓）等等。这场危机不仅是出于对已成为19世纪80年代的正统生物学的达尔文主义的科学性的质疑，也是对其较广泛的意义存疑。从社会民主党员对达尔文学说的明显热衷，便可看出它的影响绝不仅限于科学性的。另一方面，虽然在欧洲具有支配性的政治达尔文主义认为它有助于加强马克思的看法，即自然和社会的演化过程与人类的意志和意识无关，而每一位社会主义者也都知道它终将造成什么样的结果，然而在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却强调自由竞争，并将它奉为自然的基本定律，认为最适应环境的人（如成功的商人）终将战胜不适应的人（如穷人）。对于低下种族和民族的征服，或敌对国家之间的交战，也可以说明乃至保障适者生存的说法［德国的贝恩哈迪将军（General Bernhardi），在他1913年的著作《德国和下一次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 ）中，便曾如此表示］。[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