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洁与阶级（第2/2页）

结果是，这造成了一种假设，即任何忏悔院都应包括至少来自两个阶级的被收容者：“那些出身卑微、家境贫寒的”，以及“那些更有教养的”。更缜密的规划者如约瑟夫·马西即强调必须有更为细致的区分。每一阶级的人独处一屋，其劳动、衣着、饭食以及未来期望皆有所分殊：

1.受过道德培养或高雅教育的女人或女孩，这可以从她们的谈吐与举止中看出来。

2.在大户人家服侍过的女人或女孩，这可以从其外观与行为中看出来，抑或那些明显比底层人地位更高的女人或女孩。

3.非常无知、粗俗、固执或鲁莽的女人或女孩。

4.那些健康与元气已经大损，以至于不能恢复的女人或女孩。

当伦敦抹大拉之家开始运行之时，其组织方式正是如此，“更高级、更舒适的房间留给更有教养、更加正派的人”，而“低等的人”则住在低等地方。在每个房间中，都有一个人被任命为“上级”或“领导”，其他人按照品格与行为分为各个等级严格服从她。1772年，这所慈善机构搬迁至位于黑修士的新建房舍之中，并对这些被收容的“家伙”一直严格划分为三个“等级”，居处于相互隔离的建筑之中，“按照设计，每一座建筑的前部都对着其他建筑的后部”。

不过，在此种社会区隔的关注之下，更深的推论仍然是：穷女人必然不那么正经。出身更高的妓女不仅更有教养，而且内在更“精致”与更正派，人们希望，她们中的很多人应该在堕落之初就得到拯救。“大部分普通人”则相反，“羞耻感早已消磨殆尽”。“精致”在她们那里从来就无从寻觅。她们的父母从未保护过她们，因此即便她们“天生的妇德”亦在年轻时被消磨干净。她们没什么性道德，所以她们更容易沦为最低贱的那类妓女。这种傲慢态度并非无人质疑，在19世纪早期，它就激起了著名的女权主义批判。它也不是新生事物。不过，它的表述更为露骨，看上去似乎更能得到经验的支持，并且其“阶级”的术语在思想上要比以往更为精细。

19.抹大拉之家的新建筑，每个阶层的被收容者各在独立的一侧。

它对于慈善之举的影响极为深远。就短期而言，慈善家们更偏爱出身较高、教养较好的女性，她们更容易被改造。都柏林收容所的管理者十分关注其潜在被收容者的地位与教育情况，而且似乎颇排斥“人渣”。虽然所有灵魂都是平等的，但在过往六十一位被收容者中，有三十二位“起码是中等出身”，德罗莫尔主教在1773年自豪地说。在之后的十年中，伦敦抹大拉之家的管理者们将目标从现时的妓女身上移开，转移至那些因为误信婚姻承诺而被诱奸的年轻女子，这些人“从未在城中公开行淫”。这家慈善机构改造女性的成功率也由此直线上升。

在抹大拉之家开始运行后不久，乔纳斯·汉韦就委托制作了一幅版画，以展示其改造之力。这幅画的背景是抹大拉之家的礼拜堂。在地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妓女，裸着双脚，一无所有。在她前面站立的那个自信且端庄的女人，乃是经过改造之后的妓女，她穿戴着干净的新衣裳、帽子、长袍与鞋，在身前打开了一本祈祷书，看上去朝气蓬勃（插图20）。等到18世纪70年代，机构的管理者准备再用这幅版画做宣传的时候，衣衫褴褛的妓女成为了尴尬的形象，因而从画面中抹掉了，只在从良妓女的身后留下了一块永久的空白。

即使拯救堕落女性的运动如火如荼，但实际上，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不断恶化，以及妓女从良的可能性都抱着越来越悲观的态度。从长远来看，这将成为一个更持久的进程。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对于慈善事业之效果的质疑，而某些慈善热情完全出于打压公开卖淫的动机。在19世纪早期，因为人们日益关注都市贫民的违法乱纪，这一功利的考量由此大行其道。人们都说，百分之九十九的犯罪行为都源自“与淫妇的不正当关系”。根据此观点，虽然根除卖淫一般被认为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但拯救从良妓女与严惩“荡妇”之举措一直并行于世，其最重要的目的实则是把她们都扫出街道。

20.一个穿着制服的骄傲的被收容者，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身后可怜的妓女（1761）。

因此，收容所逐渐将其重心转向“抑制与隔离”堕落的女性，而非对其施以身心改造，这么做既为了保护社会，也为了其自身的利益。甚至伦敦抹大拉之家也放弃教授那些忏悔者职业技能，而更愿意让她们做洗衣妇。这随后变成了常态。在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英国与爱尔兰的妓女收容所都作为商业洗衣房而运行，它们依靠的正是被收容者的沉重劳动。从这一点及其他方面可以见出，1800年之后它们的经济与社会偏见愈发显露。“在当今”，1917年抹大拉之家的牧师说道，“出身好的女孩子们被送往别处”，而公共收容所只是给那些“来自普通工人阶级家庭”的女性提供再教育的地方。虽然慈善事业在原初是作为惩罚措施的一种替代物，但它逐渐也变成了另一种惩戒下层阶级性行为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