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利与性趣（第2/2页）

多德年轻而英俊，并且至少在起步之时不名一文——这是18世纪一个典型的渴求成功的牧师。抹大拉之家正是他扬名出头的好机会，于是他无耻地利用其在两性问题上的天赋，发表了一系列文字，并在文中嵌入匿名的书信，并宣称其来自于心怀感激的忏悔者。同样，在布道文中，他预设的听众完全不包括浪荡子与勾引者，而只是那些无辜、放荡的妓女。“现在看看你们的悲惨结局！——噢，望着我，并且看看什么会让你们欢欣鼓舞！瞧瞧这些褴褛衣衫，遮不住我的病体……看，因为饥饿与痛苦，我的舌头贴于上堂……噢，看我如此地绝望与放纵……宽恕我，宽恕我，仁慈的天父！”1769年，苏格兰长老会成员亚历山大·卡莱尔在参加了一次多德的仪式之后，非常震惊于它的粗俗（其经文来自《马太福音》5.28，“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于是他向会众厉声“谴责这座机构，谴责这个牧师的演说，说这完全有悖于良善风俗，是基督之城的耻辱”。

18.威廉·多德牧师：传道者、诗人和骗子

与此同时，通过让忏悔者们亲自置身于礼拜堂，这些场合又展现出使人战栗的特殊氛围。慈善机构展示其收容者的行为并不罕见。都铎与斯图亚特王朝开设的收容残弱者、精神病与罪犯的医院一直可以公开参观，实则中世纪已是如此。最迟从17世纪早期开始，基督慈善院的孤儿们每到复活节就举行游行，歌唱一首《感恩之颂歌》，献给其捐助者。慈善学校也吸收了此类做法，而合资慈善机构亦步其后尘。1763年，为了募款，兰贝斯收容所的牧师将女孩子们拉到了所有愿意接受她们的教堂与礼拜堂之中，展示给里面的会众。慈善机构还经常组织演唱赞美诗、公共音乐会以及其他娱乐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筹款。洛克医院的牧师马丁·马丹是一个富有热情的业余音乐家，他组织的音乐表演因为水准高而颇有名气。

不过，在抹大拉之家，此种传统的宣传方式往往带有一种含混的意味。它既然规定其收容者远离世界，那么就意味着绝不可能让她们公开展示。她们要完全与世隔绝。“为了不让这些忏悔者置于公众的目光之下”，一本当时的指导手册论述道，院内所有窗户都要装上特制的遮板，“如此一来就可以保证这些不幸的女人既不能看到任何过路者，也不能被他们看到”。女性一般不能离开这座房子，外人亦不可随便造访。尽管如此，在每个周日，每一位忏悔者都排列在众多陌生的观众前，那些人热情地看着她们演唱、哭泣与公开悔罪。在她们表演的圣歌中，有一首名为《抵制淫邪》。其开篇曰：

为什么你放任你游离的眼神，

诱使你的灵魂犯下可耻的罪行！

谁叫你铤而走险，

丑闻与灾祸便是报应。

其结尾则是震撼人心的合唱：

逃离，逃离那邪恶的床榻，

让诅咒送你到下面

死亡的黑色地带，

献身于地狱的熊熊火焰。

在这样的演唱之后，接着往往是多德“长篇大论”的布道。根据沃波尔对1760年一次访问的记录，这种布道在忏悔者心中掀起了波澜，使她们“发自内心地啜泣与痛苦”，直至那些观众也一并淌下泪水。正如多德自己史诗般的描述：

当你听到她们庄严的祈祷，

以及痛心忏悔的哭声：

感恩的歌曲与悦耳的赞颂，

虔诚的长吟，神圣的短诗；

会感到无比的欣悦

超越了感官的快乐：

而每一颗动人的心灵摇荡，

每一双明澈的双眸洋溢，

充满了祝福与爱意！

这被证明是一种极为成功的模式。到了1761年，观众人数越来越多，这促使礼拜堂新增了旁听席，并提前发放门票。卡莱尔有一次到伦敦，在听闻这里人“特别流行”参与这一公共仪式后，打算搞到一些票，可他“发现很难为我的姐姐与妻子找到合意的座位，这里简直是人满为患”。甚至当一座足以容纳五百人（忏悔者则隐于幕后）的全新礼拜堂建立起来之后，甚至当多德遭到解职并因伪造罪于1777年被处死之后，人们入场观看的需求仍然难以满足，以至于黄牛党竟在街上兜售起了入场门票（见彩图9）。

性慈善机构如此受人欢迎的原因，只有部分在于其实际的效果。其重要性更广泛地体现于其所展示的慈善与两性观念、经济原则以及社会实践的变迁。不过，我们现在对于这些新机构中的生活情况只是略有窥探。一个忏悔的妓女在进入抹大拉之家后会怎么样？作为一名被收容者理当何为？如何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