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的美国、罗马的美国、双面神林肯与恺撒主义的再起源（第4/10页）

唯有北美最长久地畏惧摩洛克（Moloch）国家的血贡，唯有它的罗马式修辞仅限于宪制问题（只有华盛顿是众口一词的辛辛纳图斯，艾伦·伯克是众怒所归的卡提林，可敬的国父们人人自以为堪称加图），最缺乏世界帝国的心理结构。唯其如此，美国保存了最丰厚的原始丰饶，直到历史正在接近尾声，中原各邦血枯力竭，“帝国就是和平”的时代呼之欲出。

随着神性历史步入终结，理解历史脉络因果的健全直觉也与之俱尽，而任何精密的史学技术都必须以此为基础才能有生命，否则将沦为庞杂无内在联系的奇闻逸事录，只具备《塞尔彭自然史》一类怡情价值。这种拜占庭式辑录是垂老智性的最后闪光。于是，对“盛世”（或历史秋熟季候）的病态贪婪和工具理性催生了一种妖妄的炼丹术，企图在不分春夏秋冬的树木上让果实批量速成。炼金术的信徒在逆天行事的谵妄驱使下辛勤工作，希望清除毛虫可以繁荣蝴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真正地位。诸神倦了。

然而在此之前，罗马的历史－地理宿命仍将不由自主地展开铁杖，直到穷尽其内在可能性[241]。严冬降临时，罗马和平－帝国秩序独自屹立在万国与毁灭之间。诸神渴了。

七、通向罗马之路

“礼失求诸野”，意思就是，文明边缘地区的演化慢于中心地区，更容易保存宪法的原始形式。日本神社之于周汉古礼、李氏朝鲜之于宋儒都是这样的例证。我们今天如果寻访普通法的原始形式，最适当的地方不在英格兰或新英格兰的名都古城，而在美国中西部的乡镇。莎士比亚时代的温切斯特在内布拉斯加，怀特菲尔德时代的美国在德克萨斯。正因为如此，美国才能以英格兰古老法统的保卫者自居。她复辟了否定主权概念的都铎宪法，暂时击退了威斯敏斯特危险的创新。

英格兰经过内战的洗荡和列强竞争的考验，已经发现了霍布斯主义的妙用，准备适当改造国内宪制，争取在爪牙见血的世界上出人头地。然而，历史的步伐在新大陆慢了不止半拍。新诞生的美国拷贝了都铎英国的国际地位和地缘形势。只有列强遗忘、海洋保护的世外桃源才能安心享受没有常备军的自由。都铎宪法的奥义在于：她的政府只有几百名仪仗队性质的军队，自耕农以上的阶级几乎家家自备武器；中央的强制力取决于号召各郡民兵自费勤王的声誉；地方政权掌握在法官手中，法官由自掏腰包的乡绅担任；税收由乡绅和商人自己确定，自己征收。有产阶级如果决定饿死政府，运用国会都是多余的。他们只要自己低估产业的价值，然后通过自己的陪审团宣布逃税无罪就行了。没有人把无产阶级当回事。人们不假思索地假定：他们当然会拥护本乡本土的“天然统治者”——供应下议院议员的绅商阶级。在这样的国家，政治斗争经常以法律诉讼的形式进行。因此，律师在国会议员中所占的比例格外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只要将“都铎”换成“美国”，前面的描述就可以一字不改地适用于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华盛顿将军和弗吉尼亚绅士的世界体现了最纯粹、最原始意义上的“地主资产阶级统治”，遗风余韵延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薛福成一类儒生和外交官游历海外时会将美国称为“唐虞三代之治”——这是一个美好、淳朴而脆弱的世界，似乎仅仅属于历史的黎明。他们预见到，或迟或早，人类固有的腐败和野心终将侵入这片乐园。那时，“文武（周公）之道”将会取代“尧舜（上古）之道”。也就是说，辛辛那图斯的罗马内在地孕育了恺撒的罗马。犹如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

显然，国父们和弗吉尼亚绅士并不相信这些。或者不如说，他们相信相反的天命，相信大洋比海峡更加友善，相信并希望旧大陆的命运永远不会追上新大陆。他们畏惧权力的毒汁与美味，甘愿将帝国的荣耀和负担留给不列颠的兄弟民族，梦想为子孙留下田园牧歌宁静而乏味的幸福。否则，他们为什么要抗拒帝国议会的课业呢？身为乔治国王的臣民，他们已经搭上了帝国的便车，而威斯敏斯特索取的一切，都是争雄世界的必要准备工作。

可敬的国父们赢得了战役，却输掉了战争。美国像约拿一样，虽然远走大洋对岸，仍然没有逃出天命的手掌心。华盛顿-李家族击败了懒散的贵族格兰维尔和快乐的喜剧家柏戈因（John Burgoyne），却输在阴郁的清教徒神学家林肯手中。耶和华的长臂只给古老的英格兰多留了70年“美好的旧时光”，就把费尔法克斯的纳斯比宝剑交给了格兰特将军。南北战争将不太情愿的美国推出了原有的轨迹，缓慢而确凿地送进了造就帝国的生产线，最终将大英帝国的负担放在她的肩上。然而，她当初的独立就是为了逃避这种使命。

美国的罗马天命揭示以后，浅薄的富强爱好者才开始对新大陆产生势利的兴趣。他们在国父遗教中寻找大国的秘诀，犹如在伊丽莎白身上寻找大英帝国的蓝图。其实，这两位典范人物（伊丽莎白和华盛顿）恰好代表了相反的历史路径：酷似瑞典王国的小英格兰、酷似瑞士联邦的小美利坚。伊丽莎白在她有生之年，最讨厌战争和军费开支。大众文化把她塑造成英雄和征服者，历史却发现她通常以小气鬼、胆小鬼和战争受害者自居。她习惯以女性身份为挡箭牌，推卸朋友和敌人奉送的“光荣之路”。华盛顿的遗教就是珍惜隐士恬淡的幸福，坚决抵制大国政治的危险诱惑。朋友称他为辛辛那图斯，他却以小加图自居。这两位罗马人的寓意显而易见：征服（更不要说被征服）乃是共和国宪制败坏的主因，小加图的朋友就是恺撒的敌人。然而，如果共和国能够谨守辛辛那图斯的淳朴传统，则小加图不必牺牲，恺撒也根本不会出现。吊诡之处在于，正因为伊丽莎白和华盛顿这样的人物像母鸟呵护鸟蛋一样，尽量推迟却无法阻止本国踏上罗马之路，他们的国家才能保存更加充沛的元气，以基本盘的丰厚弥补技巧的不足。他们的成功和失败都神秘地指向同样的目的地，这样的契合绝不是最巧妙的人谋所能实现的。罗马之路通常等价于天命，部分原因在此。没落民族过早滥用了自己的资源，不是没有代价的；他们的谋略家经常有“机关算尽太聪明”“天亡我也”的悲哀。

克伦威尔和林肯是某些不合时宜法律的破坏者，却并不是法统的破坏者。他们是负有使命的的僭主，却不是寻常的野心家。他们是天命差来的啄木鸟，负责啄破蛋壳解放羽翼初成的雏鹰，打开横绝四海的道路。他们兼护法者与守法者于一身，留下了暧昧而尴尬的双面神形象。共同体通过塑造传统来塑造自己的体质——体质就是广义的宪制，也是狭义宪制的土壤和背景。众国父和众忠臣的遗产有其确定地位，双面神的遗产似乎更适合被遗忘和被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