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与民主之间：英国混合宪制的没落与军事-工业共同体的成长（第3/4页）

所谓“授意技术”，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反馈回路，军方为私营公司提供必要的保证，军方技术专家为新武器性能提出具体要求，由公司工程师自行设计，公司自行生产。因而就结局而言，发明是有计划的。战略与战术计划决定了武器发明而不是相反。高风险、零星产生的个人发明家模式显然不能因应全民战争的需要。随着开发成本锐升，发明家日益让位于集体发明流水线。速射炮的发明就是这一模式的例证。费希尔的密友瓦瑟尔对这一武器设计起了关键作用，而最终成品的改良有赖于诺敦费尔德公司与阿姆斯特朗公司的竞争。军方专家完全可能独立完成最初设计，但皇家兵工厂很难做到两家私营公司为争胜而实现的多重改版。仅在1894—1914这十年时间内，皇家海军舰只的航行时速提高了一倍以上，为费希尔体系作了极为有利的证明。

任何经济-技术变革都会在社会-政治层面留下痕迹，军备竞赛不但增加了财政预算的数额，而且使得财政家无法事前确定所需预算的具体数值。尤其是涉及新发明的问题，毫无弹性的预算列表将使大量极有希望的发明胎死腹中，从而使英国落伍。军方的解决办法是以向伦敦银行家借款为权宜之计，这样做的结果是架空了议会的财政控制权，使其功能局限于事后争论是否追认某些贷款支出或是否新设税目填补漏洞。在民族狂热高涨的年代，议会很难削减军事开支而不触怒选民，于是以宰割富人为原则的歧视性累进税进入历史舞台。阿斯奎斯的1906年和1909年预算案充分证明：自由党政府有将普选大多数意志置于自由主义原则之上的倾向。1911年8月18日，上议院对劳合·乔治提案的否决被推翻。此案自身就创造了一项新的成例，使得贵族的残余宪政地位彻底崩溃了，此后的英国历史可以一字不提上议院而毫无缺漏。这次预算斗争直接影响到几大公司的生死存亡以及若干关键选区的就业问题，竟使在野的保守党转而为劳工-军国主义联盟而战斗，远在工党或布尔什维主义得势之前就向哈耶克心目中的“奴役之路”狂奔而去。自由主义世纪不待外敌，自身已是油尽灯枯了。1907年遗产累进税是贵族阶级毁灭的开端；[13]同样不是工党的阶级报复，而是自由党对群众民族主义和军备竞赛的逢迎。只有温斯顿·丘吉尔满意地回忆：大家原先争论无畏舰该造四艘还是六艘，妥协的结果是决定造八艘。（《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温斯顿·丘吉尔）

尽管有这样喜出望外的妥协，皇家海军仍需挣扎着维护横行七海四百年的“双强标准”，这一标准（皇家海军必须超过第二位及第三位海上强国海军实力的总和）原本只有独一无二的世界工厂才能从容支持。无畏舰计划为提尔皮茨海军上将提供了等待已久的大礼，社会民主党（主张只能支持针对俄国的陆路国防经费）以外的一切政党高唱《德意志至高无上》，团结在以霍亨索伦皇室为核心的民族复兴大业中。英德造舰竞争毁灭了极有希望的1905年张伯伦英德协约，欧洲的平衡者在自己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情况下投向《致命盟约》（法俄同盟），零和游戏开始了。随着列日的巨炮轰鸣，爱德华·格雷勋爵叹道：欧洲的灯光熄灭了。然而，军部专家与他们的工业家伙伴坚信：由于他们的努力，英格兰从未如此强大、如此高效、如此严密、如此先进。他们是正确的。正是因为他们的成绩卓著，新的大战才会前所未有地残酷、前所未有地恐怖、前所未有地彻底、前所未有地痛苦。自共和罗马亡后，欧洲不知道全民总体战已经两千多年了，人们心目中的战争仍然是绅士的战争。然而，十六以上四十以下的丁男，或者说整个民族将高唱凯歌肥沃佛兰德的泥土，罂粟红花将永远伴随破灭的希望、虚掷的精华。公学绅士不再是英格兰，欧洲不再是世界，人类不再是文明人，自由主义也不再是未来。

大战中的军事计划当局，而不是卡尔·马克思或社会民主党，为子孙创造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型。军事-工业共同体到处升格为国家的心脏，但各国仍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德军将领既能指派企业家，又能操纵皇室与政府。鲁登道夫统制经济在技术意义上的完美和彻底，后人从未超越。唯其如此，在充分动员一切可用资源后，最后一击仍然不能攻抵海峡，接下来就不再有可供计划的人力物力残余存在了；德国的总崩溃与总体战同样彻底。小农的法兰西又一次把独裁权交给了雅各宾式政府：国会休会；实质上冻结宪政；在从未工业化的内地推行行政指导的军工建设。在英国，阿斯奎斯体现的贵族自由主义败给了劳合·乔治体现平民民主主义；但国会绝不放弃最高权力。英国的计划经济重点在金融。自拿破仑战争以来，直到美国接替她的负担，她充当盟国的银行家，都是最为胜任和愉快的。即使在军资供应最为紧张的1915年，新成立的军需部仍不乐于改变费希尔体系的军-商关系。主要的改良仅限于扩大劳动组合在军需生产中的作用（1926年罢工委员会与抵制罢工的志愿服务团都以战时协调为模板）。结果，盟国兵工厂的任务反而落在农业法兰西身上。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甘当配角的英国。贵族在棺木中，自由主义在担架上，但立宪政体依然健在，新锐的群众民主与过去的贵族和布尔乔亚一样保守，这里仍然有英格兰。

欧洲的灯光再也没有点亮。还乡的军人面对一个陌生的社会，这里没有他们原来的位置。他们将成为布尔什维克、弗兰格尔、卡普民族团、铁血十字架、法西斯、日耳曼民族社会主义的干柴，等待下一次的火，好用他们业已习惯的暴力文化摧毁十九世纪游戏规则。唯有英美两国，复员者平静地返回社会，温斯顿·丘吉尔有理由自豪。英国正因为战事对工业结构的干扰相对较小，战后削减军备必不可免的痛苦也就相应较轻，费希尔体系再一次证明较雅各宾动员或鲁登道夫统制更有弹性。但是，有一件事永远改变了：今天的劳工、昨天的军人已经了解自己的强大。战时高薪不可能削减，战时劳动组合不可能后退，全民兵役必须导向全民普选。在这场漩涡中，古老矜持的自由党虽有劳合·乔治的一意迎合，还是沉没了。保守党人证明自己更为机会主义，更为群众路线。然而，20世纪属于劳工；唯有他们才是大战的继承人。爱德华一朝的景气原有军备开支的拉动作用，乔治一朝的萧条也与（以裁军为中心的）复原疗法不可分离，早在凯恩斯理论成胎以前，凯恩斯式实践就已经存在了。只要劳工垄断持续上升，维多利亚自由主义就不可能恢复。乔治朝失意的自由党人首先乞灵于凯恩斯，保守党人用其实而拒其名。麦克唐纳国民政府未能完成的，艾德礼政府尽其全功。英国仍然要做人类的楷模，这一次不再是自由主义的典范，而是福利国家的典范。社会化意味着在和平时期对全民实行战时协调，为国工作的工人将像以往为国献身的军人一样，有权享受永久的国家关照——也必然承受更多的国家监控与训规。在这场和平革命中，军工工人作为技术最高、组织最良、经济最富的劳工集团，始终是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