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之路、拜占庭之路与诸神的裁决（第4/6页）

1878年柏林会议是大国协调和均势外交的回光返照，英国扮演了制衡者的角色，迫使俄国吐出已经到手的利益。此后直到大战爆发，每一次国际会议都起了恶化危机、加强对抗的作用。表面上看，迪士雷利兵不血刃地实现了他的大部分外交目的：保存土耳其帝国，逼退了俄罗斯，压制了巴尔干小邦的民族主义，拆散了大保加利亚，取得了塞浦路斯的托管权。英国在东地中海的霸权达到历史巅峰。然而这些成就都在流沙中消失了。受挫的俄国放弃幻想，由欧洲的宪兵一变为巴尔干的纵火犯；德奥由诚实的掮客一变为积极的侵略者；保存下来的土耳其帝国转向民族主义，最终变成英国的敌人；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各邦很快掀起新的战争，最终将全欧洲投入战火。

英格兰回到欧洲

不列颠和撒克逊的欧洲性质是颇为可疑的，是诺曼征服缔造了欧洲的英格兰，把这个岛国纳入了西欧封建体系。亚历山大二世教皇、亨利四世皇帝和法兰西各君侯之所以单方面支持威廉公爵的冒险事业，原因就在于此。[26]英格兰的欧洲性格在金雀花王朝和兰开斯特王朝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拉芒什海峡的边界作用尚且不如埃布罗河、罗纳河和马恩河。百年战争结束后，海峡再一次发挥边界作用，英格兰与欧洲之间的纽带不断受到侵蚀，宗教改革和内战后终于断裂。英格兰国运昌隆的二百年间，英国人口中的“欧洲”从加莱开始，“欧洲”的对应物不是美洲而是英国。1914年，英国无可奈何地返回欧洲，只是为了见证和参与欧洲的毁灭。

英国的外交黄金时代以英国—欧洲对立为前提，海外是一片模糊不清的背景。英格兰的使命就是保持欧洲的自由或欧洲的分裂，从而保持英国的安全和孤立——这二者都是英格兰古老自由的必要条件。大陆国家的哲人也许能够从理论上论证，但从来不可能从经验上体会：没有常备军和强大的职业官僚机器，对英格兰古老自由多么重要。这些国家甚至不假思索地认为：常备军和职业官僚就是国家本身，它们的对立面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主义。正因为如此，即使这些大陆国家自称共和国，英国仍然本能地认为：它们不是自由的国家，而且根本不懂得自由的涵义，把自由的刚健美德理解成“痛恨主人”或诸如此类充满卑贱气息的仆役感情。

保持欧洲的自由，就意味着保持欧洲各邦的实力均衡，定期举行低烈度战争，在关键时刻把英国的资源投入弱势一方。1914年德国入侵比利时，格雷勋爵遵循的正是英国外交最优秀的传统。爱好和平和贸易的自由党内阁几经犹豫和分裂才决心投入战争，在野的保守党表现出比政府更大的战争意志。[27]

然而，英国虽然力图保留自己的传统，但欧洲已经不再是昔日的欧洲。经过普法战争以后四十年的酝酿和恶性竞争，总体战争的恶魔已经溢出胆瓶。从老辉格党最好的传统看，这种全民动员体制体现了绝对主义和社会主义最可憎的特征，但它具有一个可悲的优势：它有效，有效到英国不再能因为海洋而感到安全的地步。不想被恶魔吞噬，你就必须自己变成恶魔。从远征军开往伊普尔那一天开始，英国背弃辉格式贵族自由主义、转向大众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铺平。

大战中的军事计划当局，而不是卡尔·马克思或社会民主党，为子孙创造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型。军事-工业共同体升格为国家的心脏，但各国仍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德军将领即能指派企业家又能操纵皇室与政府，鲁登道夫统制经济在学术意义上的完美和彻底，后人从未超越。唯其如此，在充分动员一切可用资源后，最后一击仍然不能攻抵海峡，接下来就不再有可供计划的人力物力残余存在了，总崩溃与总体战同样彻底。小农的法兰西又一次把独裁权交给了雅各宾式政府，国会休会，实质上冻结宪政，在从未工业化的内地推行行政指导军工建设。英国国会从不放弃最高权力，但仅仅在军备竞赛期间，皇家海军就由1884年破天荒的一千万英镑预算迅速膨胀为1904年的三千五百万英镑，冲向1914年的四千八百万英镑，此间物价基本平稳。1913年，英国本土劳动力的六分之一依靠海军承包为生。当年罗马军团主宰三大洲时，为军团服务的人口从未超出帝国劳动力的二十分之一，已经足以构成操纵国运的核心利益集团了。大战将整个国家变成前线部队的后勤团体，贵族自由主义在阿斯奎斯身上败给了平民民主主义者劳合·乔治。

全民战争加快了通向普选制的步伐。1922年以后，有产者纳税人将永远成为选民团中的少数派。由有产阶级纳税人选出的小众国会基于自身利益，天然恐惧国家预算膨胀及税负增加，是自由主义最好的盟友。普选型大众民主实现了托克维尔的警告：多数穷人将从国家订货增长拉动的经济繁荣、就业增加中获益，而为赋税增加而买单的少数富人螳臂无力当车。通过这扇门户，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诡异地形成合力，自由党就这样掘好了自己的坟墓。大众从来没有罗马式的敏锐和坚韧以维持精微复杂的外交艺术，由大众指导的外交政策只能趋向简化：在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文明与非文明、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划出黑白分明的界限，然后毫无策略地投入自己选择的一方。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人最引为自豪的外交传统灰飞烟灭，将大英帝国和一切仍然迷信英国的国家投入劫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外交只剩下明暗两层：在明处，英国乏味地支持正确的——也就是西方所在的——一方；在暗处，英国只想放下积极外交的负担和风险，把尽可能多的资源用于国内福利。这是大众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固有的外交政策，是其国本的自然延伸。面包与竞技——福利国家是历史步入终结前最后一站，在此之后不再有罗马，不再有英格兰，不再有任何民族，只有一盘散沙的末人，只有一种宗教——当前的幸福。

俄罗斯告别欧洲

俄罗斯天然是一个与全欧洲、而不是与欧洲任何邦国平行的世界。彼得大帝以后，俄罗斯精英持之以恒地说服自己相信：俄罗斯只是欧洲的一部分，只是欧洲大国俱乐部的一员，与英国或法国平行。为了使这种假定尽可能逼真，他们甘愿超越——甚至违背——俄罗斯自身的利益、消耗俄罗斯的国力去干预不可能为她带来回报的欧洲事务，亚历山大一世的西欧外交就是典型的例证。在1812年维也纳会议与1914年世界大战之间，俄罗斯濒临实现目的。大战的负荷压垮了脆弱的俄罗斯社会，正教专制（despotism）皇帝和欧洲绝对（absolutism）君主的冠冕因此同归于尽。支离破碎的俄罗斯社会在布尔什维克的紧身衣下，再度背对欧洲，营造一个平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