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之流，混沌之海

文明何物？秩序出于混沌也。混沌大而秩序小，混沌久而秩序短。故文明者，选择、刊落也。譬如认知图景，非出于眼而出于脑。感官之所入，纷繁迷离而不能成像。灵明之所择，仅在先定之若干认知框架。框架之外视若无睹，犹紫外线、超声波之属。然其异者在于：非五官所不能，实心智所不欲。文明亦然。有形态意义出于无形态质料，犹巨匠之凿石留像。意义有异、宗风各别，然石多像少，一也。石固可无像，像不可无石。混沌固可无秩序，秩序不可无混沌。文明秩序生于混沌，亡于混沌。文明在世之日，亦须时刻自“混沌汪洋”抽取“秩序之流”以维持自身。

历史何物？伏脉隐于苍莽也。“秩序之流”在，则意义在；意义在，则历史在。循流溯源谓之史。意义世界之前、之后、之外，有事件而无历史。天下无不死之人，亦无不亡之史。有大河，而后有星宿、积石。河竭，星宿、积石无异于邻村池塘、土堆。黑斯廷斯、兰尼米德尚有意义，以其后裔未绝、江河浩荡之故。否则，事件丧失意义，后人只知其为权力与财富之争。帝国早期史家尚知恺撒、庞培龙争虎斗，乃共和、城邦之生死抉择；拜占庭晚期史家则视同列朝诸帝争位。历史丧失意义与文明衰亡过程同步，昭然若揭。权力与财富之争无所不在，邻村村长子侄早已充分表演，在吾耳目，何需远求？故不知秩序脉络而辑录事件，非史也，博古集邮学也。

文明何益？赋予生存以意义也。历史何益？发掘维持意义世界也。原人栖栖遑遑为野味，史前之人也。孔子栖栖遑遑为礼乐，历史之人也。范进栖栖遑遑为科第，史后之人也。史前之人不知意义世界。史后之人有先人所遗之意义世界，然而无法理解。愚夫愚妇皆知克伦威尔篡位不同于亨利四世篡位，证明史家已尽其维护文明责任。愚夫愚妇皆知刘邦、项羽争位等于朱元璋、张士诚争位，证明史家已尽其消耗文明责任。文明将衰而未亡，则史家相率抛弃意义维持而逃于材料编列，甚至以理性客观中立专业自诩。文明将兴或复兴，以史家能就同样材料创造或重建意义体系为先兆。观诸轴心时代及近世欧洲，可见风会所至、百无一失。王船山所谓“六经责我开生面”，垂老文明渴望以刷新意义世界而自救也。苟能明此，纵然知其不可为，亦当有所必为，以待来者。

是为序，填词志之。

水龙吟·岐下

铜蠡何处斜阳，鸾韶久闭行云度。

紫陌题镌，风遊雨嬉，空阶数处。

过眼苍莽，蓼落秋姿，曾堪一顾。

甚梅枝解舞，披芳弄烨，霜天老，鹭影孤。

一笑依约解语，忆三生，迢递青芜。

结庐人杳，残英遗瑟，家山无据。

陇坂西风，长杨蒺藜，碧鸡难度。

任驿庭新月，宵深犹过，当年骏骨。

T.S.艾略特的意见大致是：著作的意义与作者关系不大，而主要取决于著作依托的传统。人类依靠意义生活，甚于依靠眼睛和面包。在意义世界中，没有比传统的建立和延续更重要的事情。现世的失败和肉体的毁灭都是琐屑而非决定性的泡沫，只有传统的颠覆才是终极而不可逆的裁决。普希金曾经扬言，他要让刽子手的子孙为他诅咒自己的祖先；但东正教-神圣俄罗斯-家长君主制的三位一体传统虽然没有阿克萨科夫和舍维廖夫期待的那样强大，倒也并不像普希金和拉吉舍夫想象的那样脆弱。今天，普希金的精神子孙和舍维廖夫的精神子孙仍然在索布恰克和普京身边播种。俄罗斯的辽阔原野和亿兆子民无异于诸神的竞技场和原料库。普希金所预见的那种可怕裁决只发生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例如，希特勒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子孙用他们继承的遗产杀害自己的祖先，将诅咒传扬到万国和后世。有些人之所以对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原因就在于他们看到：日本的种子没有死亡，人为的严冬早晚会过去；一个骄傲的民族终将卷土重来，将地方性战争的是非成败投入资料杂物室。

在华夏世界的天空下，诸神的战争围绕“正闰之辩”展开。“正统”和“闰统”之于儒家文明的习惯法体系，犹如“宪制”和“僭政”之于日耳曼习惯法。习惯法的力量总是大于任何成文法，却不会有明确的边界。因此，儒生的“正闰之辩”就发挥了相当于英格兰王国上议院和普通法法官的作用。他们要通过“众议佥同”裁决：什么是权利（right），什么是权宜（necessary），什么是僭越（self-assumed）。前两者属于“正统”，后者属于“闰统”。在“正统”边界内，还存在“经权之辩”。“经”类似权利（right），要求目的和手段的绝对合宪性。“权”类似权宜（necessary），允许——但仅仅为合宪的目的而允许——行使紧急状态权力。研究和鉴定“正、闰、经、权”的学问，就叫“经学”。从材料和内容上看，经学似乎就是史学的一种。其实不然，两者的差别像爱德华·科克与戈登·伍德、施米特与兰克一样大。当然，许多重量级人物身兼二任。克拉林敦、休谟和麦考莱的所谓史学，其实主要是经学。他们的著作与其说与世无争地考证历史，不如说积极主动地加入了作者同时代的宪法斗争。我们必须对顾炎武和王夫之的著作给予同样的评价，但钱大昕的著作就只能视为真正的史学。

在华夏传统中，经学的极端派称为“公羊学”。王莽和康有为就是这一派的知名人士。他们勇敢地主张：如果有利于教育君主和国民，肆无忌惮地捏造历史并非不正当。他们如果了解西学，大概会从来库古和努马的先例中找到不少安慰。然而，这不是经学的主流。正统派通常坚持：在毫无目的的考证和毫无依据的政论之间，审慎地寻找最佳平衡点。审慎是政治德性当中难度最大的一种，因此经学就是所有学问当中危险最大的一种。看上去似乎毫无技术含量，但这正是经学最危险的地方。汉景帝之所以叫停关于汤武的争论，理由就在这里。“为什么承认秦始皇的正统性，必定危害基本文明准则？”“为什么否定唐太宗的权宜必要性，可能损害君主维护良治的积极性？”这样的问题确实关系到共同体的生死存亡。比较轻浮的杂文家大概会嘲笑这些无事生非的折腾，但这种表现仅仅是缺乏深思或身在局外的产物。英格兰王国的牧师和律师难道真会认为，王位继承人是否信仰天主教对他们都一样？法利赛人难道真会认为，犹太人用什么方式遵守安息日对他们都一样？如果负有维护正统责任的特殊阶级（他们的特权完全有赖于此）如此缺乏远见和责任感，那么共同体和他们自己的毁灭就会比最悲观的预言还要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