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红军战略转移的准备（第4/6页）

11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指示其向皖南挺进，“创造皖浙边苏区”。[376]此后，红十军团在中央苏区主力红军转移进行长征的情况下，勉力支撑，往返于闽南与皖浙赣之间，作战十余次，减员达1/3以上，坚持奋斗至次年1月，“由于军政首长决心的不够”，[377]“没有下断然决心”[378]冲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在婺源怀玉山陷入重围，主力分割成数段。1月下旬，大部溃散或牺牲。方志敏、刘畴西被俘就义，只有800余人突围到闽浙赣边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红七军团北上，如朱德所指出的：“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379]是为配合主力红军即将进行的战略转移服务的。在派出北上先遣队稍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决定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进行西征，作为中央红军转移和西征的先遣队。两路部队，“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380]意图明确。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湘赣苏区和湘鄂赣苏区的红六军团遭到国民党军围攻。虽然红军在梅花山、沙市等战斗中给进犯之敌以严重打击，但仍然难以抵挡国民党军的步步进逼和蚕食，根据地日渐缩小。1934年6月底、7月初，东华山、松山战斗失利后，湘赣苏区中心区域被占领，红六军团被分割、压缩在遂川、万安、泰和三县交界方圆仅数十里的狭小区域内，处境艰难。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命令，鉴于“敌人正在加紧对于湘赣苏区的封锁与包围”，“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质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着很大的限制”，要求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边，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命令强调：“六军团以自己在湘中的积极的行动，消灭敌人的单个部队，最大的发展当地的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直至创立新的苏区，给湘敌以致命的威胁，迫使他不得不进行作战上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置。”[381]中共中央下令红六军团转移，除保存湘赣苏区现有力量的考虑外，更希望红六军团西进后，通过与湘鄂赣苏区红二军团建立可靠联系，在湖南中部开辟根据地，形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这样将极大地便利主力红军的西征。

8月7日，任弼时等率领红六军团主力由江西遂川突围西征。据任弼时等报告，当时红六军团第十七、十八师共有6800余人，长、短枪及机枪3200余支。[382]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红六军团出发后，11日到达湖南桂东，次日正式宣布军政委员会和红六军团成立。军政委员会为西征最高领导机关，任弼时任主席，萧克、王震、李达、张子意分任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团辖红十七、十八两个师。

9月初，红六军团进入湘西南地区。中革军委指示其“协同二军团于湘西及湘西北地域发展苏维埃及游击运动，并于凤凰、松桃、干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其后方则背靠贵州，以吸引更多湘敌于湘西北方面”。[383]随后，该军团在城步一带活动。由于国民党军集中湘、桂、黔三地兵力施以压迫难以立足，被迫向贵州国民党军相对较弱地区进发，到达黔中瓮安一带。10月4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向北至黔北印江与红二军团会合。北进途中，7日在石阡遭遇国民党军堵截，损失惨重，此后一直处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部队不断减员，“子弹极缺乏”。[384]此时，红三军领导人贺龙、关向应等得知红六军团准备北上会合，率红三军主力南下接应。24日，红六军团主力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在印江与红三军会师。随后，红三军奉命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辖两个师；红六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暂时编为3个团。两军成立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为首的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

（4）高虎脑、驿前之役

1934年8月，国民党军经过短暂休整后，开始执行其进军石城计划。国民党军第三路军确定的推进总方针是：“以进占石城与东路军会取长汀之目的，拟即由白水附近向石城逐次筑碉前进，并准备随时与匪主力决战，以达成任务。推进计划分为三期，第一期进占驿前，第二期进占小松市，第三期进占石城。”[385]8月5日，国民党军开始向贯桥一带红军阵地发动攻击。为阻止国民党军的快速进展，红三军团奉命撤至贯桥地区依托高虎脑有利地形，阻击南进石城之敌。红五军团于广昌、宁都之间布防，阻截西进宁都之敌。具体部署是：红三军团第五师为正面，在鹅形、蛤蟆寨、高虎脑设防；第四师为第五师的右翼，在画眉山、东家边、老寨、宝峰山、腊烛形设防；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为第五师的左翼，在船形、高脚岭、香炉寨设防。红军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20余里区域内构筑了以5个支撑点为骨干的立体防御工事，工事“外壕深广，各堡垒前均有三铁鹿砦，鹿砦之外，遍置竹钉，竹钉之外，埋设地雷”，[386]防御相当严密。其中，高虎脑位于驿前北面，背靠两座大山，地势险峻复杂，紧紧卡住绕镇而过的广（昌）石（城）公路，是红军纵深防御体系的重点。红军在阵地前沿大筑工事：

挖了三道一米多深的堑壕。从山上砍来竹子，削成二、三寸的竹钉，用火锅炒一下后钉在木板上，放在堑壕前面，上面加以伪装，还挖了许多陷阱，设置了路障，并在阵地前沿埋设了地雷群。为防敌炮火和飞机轰炸，我们锯倒粗大的松树，作为工事的顶盖，再铺上二、三尺厚的泥土封顶，将各个防御工串构筑得像碉堡一样坚固。各工事之间还修挖了出击的通道。[387]

防御准备相当充分。

6日，当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对高虎脑展开全面进攻时，红军利用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对其实施沉重打击：“我炮兵及机枪的短距离射击，手榴弹与地雷的爆烈在距离我约百米远的反斜面上，给敌以群集的牺牲。”[388]国民党军“团长以下伤亡甚重，且时近黄昏陆空不易协同”，红军“控置后方之部队得以从容活动”。[389]次日，国民党军在火炮支援下，首先向鹅形发动强攻，红军“守备支点被炮火毁坏，机枪子弹用尽”，[390]被迫退出鹅形。接着国民党军又于下午以猛烈炮火掩护，不惜代价猛攻高虎脑，在付出重大牺牲后终于攻占高虎脑主阵地，红军退向驿前，国民党军进占贯桥。高虎脑战斗，倾泻在红军阵地上的各种炮弹和炸弹达2000多发，手榴弹达5000余枚。红军通过顽强抗击，使国民党军攻占不足3000米水平距离的山地，却付出了伤亡3000人的惨重代价，[391]精锐部队第八十九师丧失了战斗力，不得不退出战斗。不过，此役红军伤亡达1373人，另有40人失踪。其中第五师“原来两千多人的大队伍，只剩下不到一千人，有的连队只剩二十多人”，[392]红五师政委陈阿金及众多指挥员牺牲。以当时国共双方兵力对比，红军仍然难以承受这样的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