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财政紧张下的民众负担（第3/3页）

通过您收到了来自江西中央关于购买药品、食盐和用于生产子弹的原料的电报。您给他们转寄了我们寄去的用于采购的所有款项吗？如果没有，请马上告知还有多少钱。每月您能无特别风险地给中央转寄出多少。为了利用采购和向江西提供物资的机会，需要在南方，可能的话在澳门设点，并从那里经福建港口建立特殊的联系路线……应该成立一个公司，从事贩卖四川鸦片生意和从四川向江西盗卖白银。这样我们就可以为购买江西红军所必需的东西提供极重要的资金援助。[190]

6月，共产国际直接致电中共中央，指示：“请从苏区和从上海经意大利公司和其它外国公司或者军阀代表处寻找联络途径，以便通过最经济和最可靠的途径购买和提供弹药。你们能否为此建立自己的隐蔽的中介公司？请尝试通过这些公司出售四川红军有的商品，为中央苏区换取武器。”[191]

中央苏区撤离计划基本确定后，财政需求更加迫切，7月底，上海方面向共产国际报告：“我们又给苏区寄去5万墨西哥元。到9月中旬还需要寄40万墨西哥元，重复一遍，40万墨西哥元，因为晚些时候，看来几乎没有机会了。”[192]从电报透露的数据看，共产国际的支持确实不是一个小的数量，可要将钱和物资寄达中央苏区并不容易，尤其是后者更难完成。9月初，共产国际提出“在中国南方的一个港口建立一个为苏区采购和运输武器、弹药和药品的不大而有效的机构”，[193]但由于红军很快撤离，计划根本未及实施。10月14日，当红军已经开始撤离时，王明还在询问“是否还需要在南方建立采购武器的机构？”[194]看来，远水终究难救近火，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帮助，在中央苏区，起到的作用终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