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短促突击”战术（第2/3页）

发展游击战争，支撑地域的防御及进攻敌人的堡垒，为革命战争的辅助方式。这些战争方式，应协助造成战术的环境，使我们能实现基本的原则：即是以主动的机动，于堡垒外，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69]

二是对被诱引的敌人在运动中实行突然的集中打击，歼灭敌人。这是短促突击的关键所在：“主力的机动和突击是有决定意义的”，“作战时应使用全力以便一举而迅速地解决战斗”。[70]

李德的解释，和林彪专指对脱离碉堡的敌军的突击更为宽泛，实际上，红军一贯的诱敌深入的运动战战术其关键词也不能离开短促、突击，从这一点上说，短促突击战术在战术原则上并不具有多少新的内容，只是在国民党军新的作战原则下运动战的策略调整。[71]

总体来看，短促突击战术，作为持久防御总方针下的一个战术原则，着眼于防御战中尽可能发挥红军善于集中力量打运动战的优势，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而不以单纯保有地域为原则。这一战术要求尽量机动掌握兵力，避免与敌人过多地消耗，还要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牺牲。中革军委强调：“在我们的条件之下，战斗的胜利不是占领地方，而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及夺取其器材。”[72]“要以最高度的保持有生力量，物质基础及我们新的原则为出发点。”[73]李德也谈道：

如遭遇的突击未成功，而敌人又已构成“战斗正面”时，则不宜继续强攻固守的敌人，而应当退出战斗，争取其他方向的先机之利。立于主动地位，决心和实现决心的灵活性，在这里是有重大意义的。由已得的胜利争取全部胜利的顽强性与在不利时勇敢退出战斗，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辅助的，这就在乎良好（沉着与坚决）指挥员的适当运用。[74]

在这一精神指导下，最大限度地杀伤对方而尽可能保持己方有生力量仍然被视为红军极其重要的战斗原则，红十三师在德胜关一带阻击国民党军遭受较大损失后，遭到军团首长的严厉批评，责其：“对贯彻军委关于极力保障物质基础和有生力量的指示万分不够，甚至是罪恶。”[75]

除李德外，红军主要指挥员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也曾撰文论述短促突击战术。彭德怀谈道：“在敌跃进和推进时，灵活的运用攻击的战术动作——侧击和短促的突击，来取得敌人资材，根据自己的特长和敌情，是有可能的；而且也只有这样积极动作，争取每次战斗的胜利，才能展开战役上的胜利，完成持久战略。”[76]朱德在总结高虎脑战斗时指出：“突击队能英勇与适时施行短促突击，守备队能坚决与顽强地抵抗互相配合，是有很大意义的。”[77]林彪、聂荣臻1934年2月致朱德要求实施运动战的建议中也谈道：

我主力所在地域如附近有敌，则诱敌和放敌大踏步，以便我主力在敌运动中消灭之，如我主力不在某地而该地有敌前进时，则应以一部兵力进行运动防御战，滞敌前进……我主力军到达后，如见敌工事尚不坚固，则以主力攻击之，如敌堡垒已极坚固，但联络堡尚未做好，则应佯攻与围攻其堡垒，而打击敌来作联络堡之部队或增援队。[78]

这一建议实际包含了林彪后来发表的阐述“短促突击”文章的基本思想。

在总体战略受制于人的背景下，短促突击虽然可以发挥一定的效果，但成绩仍然有限。首先，在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战略的背景下，要抓住对方突进部队实施突击机会十分有限，如李德自己所说的，国民党军大胆前进，“一下子离开其基本堡垒十里十五里至二十里”的情况，往往发生在“二○至三○里的地域上集中十个师以上，而在十里以内的地域内有三个到四个师的突击队”[79]的前提下，在对方兵力如此厚集时，红军要想取得歼灭战的战果，困难重重。其次，国民党军“推进的距离更加短促，力求避免其翼侧暴露缘着其预定的道路两侧推进，其正面很窄狭，以极大纵深集团推进”，[80]红军突击即使抓住其部分部队，也难以形成歼灭战。林彪、聂荣臻当时就谈道：“在敌人堡垒外的近距离或从堡垒间隙中去求运动战，结果仍变成堡垒战，以大部队在这种场合想行短促而突然的突击，结果打响之后仍然不易摆脱。”[81]再次，红军在兵力、武器均处严重劣势情况下，短促突击在短兵相接这一作战阶段，损失和牺牲仍嫌过大，红军难以长期承受。因此，短促突击战术可以说是在战略被动的大背景下一种无奈的战术选择，它虽有其成立的背景和合理性，但不像中革军委和李德所期望的那样可以发挥出巨大的效能。正如林彪所指出的：

我们在战略战术上，是一方面要极力利用革命战争的各种辅助方式（游击战争防御等）；但最基本是要用巧妙的机动，以主力寻求在更宽大无堡垒的地域，进行正规的，大模范的运动战，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短促突击虽然也是运动战的一种，但我们如完全束缚在这种战斗方式中则是非常错误的。在另一方面，如果不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有消灭敌人的可能，有造成战役上胜利的可能，而忽视这种战斗，则更是危险的损害的。[82]

林彪这一段话，颇值重视，其以主力进到更宽大无堡垒地域进行运动战的想法，和毛泽东的一贯思路是一致的，但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这一思路暂时难以付诸实施，现实的可能仍是在堡垒线内寻找运动作战的机会，这是他支持“短促突击”的基本理由，也是该战术成立的不容忽视的背景。

其实，不应否认，当时中共军事指挥者一直也在探索更多的应对方略。他们要求各级干部：“在任何情况下，不应呆板机械的执行指示和命令，而应深刻了解其意旨，并依所受命令的意旨及实际的情况，勇敢机断地专行起来。因此，必须经常地估计敌情、我军、地形和时间，当每一情况变移中，应即速定下自己基本的决心。”[83]李德进一步指出：“最危险的就是简单化的及机械的应用战术原则。敌人和我们的战术都是在发展中变更中成就中，若果以这些原则引以为足时，那就要在目前的战斗环境中算落伍了。”[84]他强调：“革命军队的基本优点，高度的机动性独断专行以及勇敢的突击。”[85]广昌战役开始前夕，林彪写信给中革军委，指出：

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几个师的机会。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与敌对峙……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