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群众：组织与改造（第3/3页）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会匪作为游离于正常秩序之外的武装力量，和苏维埃政权必然发生冲突。中共针对会匪制定了很多政策，并采取措施要求“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路线，号召被欺骗压迫误入刀团匪的份子回来分田，而且要在群众中详细解释”，[263]但面对不断到来的“围剿”，不可能有更多时间、精力彻底解决会匪问题，会匪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而且随着阶级对立的加深，一部分地主出身者铤而走险也加入到会匪行列。1934年前后，由于苏维埃政治经济政策的失误，更客观上壮大了会匪队伍。当时在苏区的一些山高谷深地区，会匪活动尚很猖獗。福建长汀有“李七孜、曹丰溪、马贤康等十余股零星残余团匪土匪……四百多枝枪”。[264]广昌县苏国民经济部部长郑会文“去年讨老婆受了大刀会匪首领的贺礼二元，后来他的老婆被另一部分大刀会捉去”，[265]刀匪的胆大妄为非同小可。1933年在红军总政治部教导队学习的肖光多年后仍清楚记得自己当年的亲身经历：

总部和前委在建宁时都驻在一起。记得建宁地方大刀会较多，红军站岗怕他们来摸哨，有一个晚上，我在城墙边站岗，看到一团黑呼呼的前来，叫了口令没回答，认为是大刀会来摸哨，就开枪打，一看是打死了一条牛。教导队只好给群众赔了钱。[266]

中央苏区地方政权及武装和土匪的较量一直延续到中央红军的撤离。1929～1934年10月，宁都县的赤卫队和游击队等与地主武装、靖卫团、大刀队等有过200多次战斗。[267]土匪武装不仅仅消极躲避以求生存，时有主动挑衅，福建泰宁“大刀会经常下山袭击我们的机关或者在中途打我们的埋伏……泰宁每个区都被袭击过，区委大部分牺牲了，朱口区有一次被包围，只剩下一个同志，其它都牺牲了”。[268]赤白边境地带红军后方运输也是其骚扰对象：“东方军兵站线，由建宁经大田市、新桥、下南、上关、飞鸢或纸马到前方，沿途刀匪不安。”[269]甚至对红军大股部队也展开袭击，1934年7月，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江西出发进入福建山区后，就常常遭到大刀会袭击：“这些家伙，用朱砂涂成大花脸，红花绿袍，身上贴着鬼符，张牙舞爪，猛看一眼倒挺吓人。他们凭借着地形熟悉，一会儿漫山遍地都是，敲锣打鼓偷袭我们，一会儿几乎全不见了。”[270]

刀匪的活跃，其实还提示着中央苏区的另一种现实，即在崇山峻岭、村庄散落的赣南、闽西地区，即便像中共组织力如此强大的政治力量，短时期内也有力有未逮之处。当年红军的日记记载，1934年红九军团在广昌的头陂时，到离头陂20里的一个村挑土豪的存谷，头陂周边百里此时都是红色区域，该地理应在苏维埃政权控制下，但日记所载挑谷经过是：“侦察员先进村侦察，武装部队随后跟进，严密警戒。那里的青壮年大部分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了，村里多系老弱妇孺替他们管粮仓，地主豪绅都搬进了大城市，所以运谷很顺利。”[271]苏维埃革命数年后，在已属中央苏区核心地区的头陂，还有大量的土豪存谷，而从红军进入该村的状态看，该村和革命几乎尚处于绝缘状态。这样的事例的存在，再次显示着一旦进入到历史的具体情境中，事态总会比想象的更加复杂。虽然这并不足以动摇对苏区组织基本状况的判断，但却提醒我们，许多原则性的结论后面，或许都还存留着更多可能出现的丰富细节，历史的弹性常常超乎人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