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燃烧的革命（第3/4页）

2.送来的学生必须身体强健，有活动能力和学习精神，能听党调动工作，并无反革命派别嫌疑的。[32]

经过中共的努力，一批新干部迅速成长。1933年5月的统计，江西县一级干部中，工人成分占到46%，贫农成分占到44%，其他所有成分只占10%。[33]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835名代表中，源自产业工人者8人，手艺工人244人，苦力工人53人，店员工人12人，雇农122人，贫农303人，中农25人，商人4人，其他64人。[34]工人、雇农、贫苦农民成为干部的主力。1933年夏中共中央局对江西省16个县县一级干部所作调查显示，419名干部中，1927年以前入党的13人，占3%；1928～1929年入党的52人，占12%强；1930年入党的125人，占30%；1931～1932年入党的190人，占45%；1933年入党的39人，占10%弱。参加过游击战争或暴动的185人，占44%；到县工作之前在支部和区一级工作过的占81%。[35]可以看出，苏区干部形成了一个梯级结构，以参加过暴动或游击战争的干部为核心，同时大批提拔新生代干部，实现新老结合、新陈代谢。

中共很注意对干部的宣传教育，苏区时期中共高中级干部多为怀抱着理想投身革命，有很强的献身精神，工作作风和思想情操都令人印象深刻。黄克诚回忆，当年他由于不赞成攻打中心城市而被批评为右倾，与同事间发生不少争论：“我同军政治委员贺昌一起走，他继续批判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不服，就跟他争论。部队宿营时，我俩还是住到一块，继续争论，吵得很厉害，彼此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对贺昌表示，准备同他争论二十年。贺昌不愧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作为上级，我无论怎样同他争吵，他都不在乎。争吵归争吵，吵过之后，照样相处，毫不计较，也不影响工作。”[36]一大批能将个人情感、私利和工作、事业清楚分开的干部的存在，是中共组织和领导力量得以顺利发挥的最重要保证。

作为一个还在为自己生存权利奋斗的政党，苏区时期的中共干部很少沾染官僚作风，工作认真、能吃苦、深入实际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担任中央妇女部长的周月林回忆：“我们作报告一般都是先列个提纲，到下面去了解一些情况，就可以结合着讲了。讲完后对下面工作存在着什么障碍，应该怎么办，提出来大家讨论，拿出解决的办法。”[37]曾任中共长汀县委书记的李坚真谈到她当年的工作体会：

为了管好一个县，当好这个“家”，我根据自己的特点，依据的是“三勤”，也就是腿勤、手勤、嘴勤。“腿勤”就是经常往下面跑，接触实际，联系群众，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无论在省委或县委工作，我都很少住在机关，靠的是一双赤脚板走遍各区、乡、村，和群众住在一起，吃在一起。

……

“手勤”就是走到哪里，我就在哪里拿起锄头，挑起扁担和群众一起劳动。下田插秧、割禾，上山砍柴，挑水煮饭，喂猪样样都干。群众把我当成自己人。

……

“嘴勤”就是多宣传……我从小特别爱唱山歌，闽西群众也和我们广东客家人一样喜欢唱山歌。我就结合形势、任务编些山歌和群众一起唱，通过唱山歌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38]

千百年来习惯了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的普通民众，骤然见到这样的“县官”，其反应可想而知，而高中级的干部以身作则，又会对基层干部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央苏区干部的良好口碑就是由此酿成的。正是有这样一批富有献身精神的干部的存在，使中共即使在组织快速膨胀的形势下，也能保持一个坚强的核心和集中的凝聚力。

虽然中共提拔了一大批工农干部，但苏区时期干部的核心仍然是经过数年革命洗礼、具有坚强信念和革命精神的知识干部，知识者所具的这种地位，在世界革命史上都是通例，共产革命也不例外。知识者得风气之先，革命尤其是共产革命又充满着理想和浪漫，共产主义的理念对当年知识阶层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成为凝聚这一批革命核心的坚强精神力量。不过，共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保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在共产革命的话语中意义非同寻常。而知识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充其量只能作为革命的同路人，因此无论是苏俄和共产国际，还是本身就出身于知识阶层的中共领导人，对于知识阶层在革命中的地位都有一种缘于阶级分析的担忧。体现着中共领导人的信仰和热情，他们对自身曾经隶属的那个阶层多采取无情的批判和检视态度，虽然多年后的经验告诉我们，个体乃至阶层的理念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一定和其社会政治地位发生必然的联系，但当年的逻辑自有其不可移易的权威。所以，仔细考察中共革命的轨迹，可以发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知识阶层的命运大体类似，区别只在于政策执行中的刚性和柔性而已。

1932年中共中央大批干部到达中央苏区后，对知识阶层执行偏于刚性的政策，具体而言，就是以排除知识阶层干部为实际结局的“唯成分论”盛行：

在干部路线上大搞唯成分论，过分强调红军领导骨干必须是无产阶级成分，无产阶级分子，向各地区各部队派遣大批“钦差大臣”，去进行所谓“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搞乱了干部队伍。当时部队绝大多数同志是农民出身，而他们却只提拔工人出身的人。不问其是否具备干部条件，只要是无产阶级成分的就提拔。[39]

这样的批评得到了许多当事者回忆的印证，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就连毛泽东当时也忍不住抱怨，一些人对待干部：“普遍的只讲成分，不讲工作，只要是出身坏，不管他有怎样长久的斗争历史，过去与现在怎样正确执行党与苏维埃的路线政策，一律叫做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去了事。”[40]

毛泽东提到的这种现象，在中共中央要求保证党的无产阶级纯洁性口号下，确实屡见不鲜。在成分论影响下，苏区成分高的干部普遍不被信任，纷纷遭遇被洗刷的命运。胜利县1932年11月“开除了二十多个同志，开除的原因，大多数是富农分子”。[41]1932年11月至1933年8月，江西乐安洗刷县、区干部可确认成分者12人，其中地主、富农11人，贫农只有1人，有4人仅仅是因查田运动中被定为地主成分而遭洗刷，其他的罪名也多是所谓参加勇敢队、扯布告等。[42]闽浙赣省委报告，经过1932年初的肃反，“党的干部已大大的撤换了……全省的知识分子已去十分之九还要多一点”。[43]通过洗刷，知识分子出身干部数量已经微乎其微，而工人和贫农出身者占到干部队伍90%左右，成分和出身主导着干部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