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面对内忧外患，错误的改革让罗马走向分裂

罗马帝国的辉煌是建立在对外掠夺和对内剥削奴隶上的，其黄金时代也是对外扩张到极限、对奴隶压迫到极限的时代。因此，罗马帝国辉煌之后，经济凋敝，国内原来隐藏的各种矛盾激化。同时，周边的蛮族也开始侵扰罗马。面对内外危机，罗马数任皇帝都进行了改革，只不过没看清楚其衰败的根源在哪里，就采取依靠军队、将蛮族人吸收入军队、加重国内赋税的方式，加强对各阶层统治，镇压叛乱和打击蛮族入侵。皇帝过度依赖军队，导致蛮族士兵越来越有地位，而原罗马帝国的公民——贵族元老、中小奴隶主、平民——越来越没地位。最终，罗马帝国的内忧外患越来越严重，即使增加皇帝数量进行分治也无法摆脱困境。在匈奴人大敌压境时，罗马帝国没有选择团结抵抗，而是迅速将帝国正式一分为二。

1. 军队蛮族化，是罗马皇帝为自己挖的坑

罗马的发展壮大是通过不断对外扩张实现的。经过几百年扩张，由于内部分配利益的斗争，罗马最终从共和国发展成为帝国。而罗马帝国建立后200年内，虽然内部阶级斗争、利益分配斗争仍旧不断，但它整体上保持了稳定和繁荣，奴隶制经济获得了高度发展。尤其是罗马帝国安东尼王朝时期，被称为帝国的“黄金时代”。

不过，在罗马帝国“黄金时代”，其扩张也到了极限，再也没有源源不断的奴隶来源了，加上奴隶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奴隶价格又不断上涨。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奴隶被迫从事生产劳动不仅缺乏积极性，也妨碍使用先进生产工具和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奴隶制经济的生产率日益降低。

罗马帝国奴隶数量减少和奴隶生产积极性不高，导致农业随着对外战争的停止而走向萧条。而农业凋敝导致生产粮食的规模萎缩和手工业衰落，最终城市没落，商业萧条，粮食价格一路上涨。结果，罗马帝国社会动乱、蛮族入侵、海盗猖獗、商路阻塞。为了保持其日常开销，罗马不得不实行强令城市负责征集赋税、发行劣质货币等财政金融政策，而这些又加剧了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发展的最终结果，形成了退伍士兵、中下层军官以及残存的中小土地所有者组成的奴隶主阶级集团，和以罗马元老院贵族为代表的大庄园奴隶主集团——这两个集团事实上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发展200多年而来的。

公元192年，罗马帝国安东尼王朝末帝康茂德被元老院贵族集团策划的宫廷阴谋杀死，持续200余年的相对和平期结束。但是，无论是元老院拥立的新皇帝，还是近卫军拥立的新皇帝，都无力全面控制罗马帝国的政治局面。一些行省的军队也各自拥立自己的长官为皇帝，同时出现多位皇帝为争夺正统性而混战的局面。最终，潘诺尼亚总督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成为大家认可的唯一皇帝。

塞维鲁能当上皇帝，全凭士兵们的支持。因此，他要保住帝位，就必须与士兵们分享胜利果实。他公开表示：要厚待士兵，让他们都发财致富，而不要管其余的人们。

于是，塞维鲁实行有利于士兵的改革：将士兵的薪饷几乎增加了一倍；宣布任何一个普通士兵都有可能晋升为军官；从边疆军团和叙利亚军团中选拔优秀士兵组成新的近卫军；承认士兵在服役期间有合法婚姻及与家人共同生活的权利；授予边防部队士兵以份地。

改革后，罗马军队中的各行省人和蛮族人增多了，士兵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塞维鲁采取抑制元老院贵族的方针。此时，罗马元老院失去了它在安东尼时代具有的意义，皇帝顾问会议起了国家最高机关的作用。不仅如此，元老院掌管国库的职权也被剥夺，国库改由作为管理皇帝私人财产的分支机构的特设机关把持。更让罗马元老院贵族难受的是，塞维鲁任命骑士出身的官员对元老院贵族派出总督的行省实行监督。至于那些敌视塞维鲁的元老院贵族则受到迫害，其财产被没收。罗马帝国统治阶级内部因争夺利益分配，分为“士兵派”和“元老派”两个相互仇视的集团。塞维鲁则成为第一个“士兵派”皇帝。

塞维鲁作为一个皇帝，职责是管理好整个帝国，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好恶偏向某个阶层，在政治上向其偏袒以至于让其凌驾于其他阶层之上，尤其是士兵阶层，过分抬高其地位和权利，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共和时代出现军事强人导致从共和国走向帝制，而帝制时代出现军事强人，那么最终的结局只能是皇帝失控，或者各地分裂，或者皇帝成为傀儡。在罗马帝国由盛转衰时期，塞维鲁的做法很快导致各地分裂。

塞维鲁的儿子卡拉卡拉继续执行其政策。由于增加军饷而扩大了国库开支，卡拉卡拉下令开征各种额外赋税。

公元212年，卡拉卡拉颁布《卡拉卡拉敕令》：罗马公民权被授予几乎全体帝国自由居民，只有被称为de-diticii者除外。这听起来是个好消息，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在此敕令颁布之前，罗马公民权已相当普及，而且早已丧失其原有的特殊意义——按照公民资格分到罗马对外扩张获得的利益——因此已对大家没任何吸引力。不仅如此，在塞维鲁时代，通过刑事惩治制度的新规定，自由民被区分为“可敬的人物”和“小人物”两类。前者包括元老、骑士、市元老（城市议会的议员）、退伍军人（后来也包括现役士兵），除此以外的人都属于后一类。对“小人物”可能给予的法律惩罚（拷打、流放到矿山去服劳役、喂野兽等），是以前享有罗马公民权的人都可以获得宽免的，而按新规定就只有“可敬的人物”才有特权获得宽免。因此，授予人以罗马公民权，既没有经济利益也没有政治权益，此举无非是为了多收税和扩大兵源。事实上，此时罗马公民士兵除了蛮族士兵外，主要就是来自伊吕里库姆、色雷斯、伊苏里亚等地的罗马公民。

塞维鲁和卡拉卡拉父子的政策需要大量钱财来维持，因而难以长久。

到公元222年，亚历山大·塞维鲁当皇帝后，他一改前任皇帝的策略，开始在“士兵派”和元老院之间动摇不定，最终倾向元老院。亚历山大·塞维鲁从元老贵族中任命执政的高级官员，并使其作为皇帝的代表主持元老院会议。元老院在参与全部国务活动的顾问会议中也起了较大作用——它的代表被邀请参加由16人组成的这个特别会议。

在这个时期，主人对隶农生产工具的所有权被合法化，并允许20岁以上的自由民卖身为奴，恢复债务奴隶制。这违反罗马法律的传统准则，但符合元老院贵族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