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一大案的正面与侧面（第4/5页）

朱元璋当即传唤中书省的两个江湖大佬胡惟庸和汪广洋，责问他们占城国来使事关国体，为何隐瞒不报。

胡惟庸和汪广洋在这件事上的表现大相径庭，一个急于推卸责任，一个茫然无措。

洪武九年（1376年），汪广洋发动了对李善长的弹劾。这是汪广洋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由此可见汪广洋最初还是想在帝国的权力场上有所作为的，不然他不会公然挑衅前丞相李善长的权威。

弹劾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汪广洋在面对李善长时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还是博得了朱元璋的赏识。可是汪广洋并不是一个越挫越勇的人，弹劾李善长失败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虽然事后朱元璋将其重新放入中书省，但他的心性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蜕变。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是逆境造就了人，困境磨炼了人。汪广洋既无意再去困境里磨炼，也无意参与到这场权力斗争中。在多年的宦海生涯中，最初的政治理想已经离他越来越远。

从汪广洋进入中书省的那一刻起，他就有着一种强烈的预感，那就是朱元璋在帝国权力系统中的影响无处不在，而他也正在被朱元璋当枪使。自己当初能够挑战李善长，那么以后也可能站出来挑战胡惟庸，朱元璋看中他的正是他身上所具备的“勇气”。

他是一颗棋子，朱元璋的目的就是靠他来盘活中书省这盘棋，借以削夺相权。

这个发现让汪广洋感到莫名的惶恐与失落，他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很多时候只能靠酒精的麻醉才能够让自己安定下来。

汪广洋对于中书省二把手的这份工作失去了耐心和勇气，任由胡惟庸为所欲为。对于占城国来使这件重大的外交事故，汪广洋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在朱元璋问起时，不知道如何作答，只是跪在那里支支吾吾，磕头如捣蒜。

胡惟庸辩解说这种事情一向都是由礼部负责，都是礼部惹的祸，与中书省无关。

面对胡惟庸的狡辩，朱元璋找来礼部官员和两位宰相当面对质。礼部官员面对帝国两大宰相毫无惧色，说这件事已经给中书省打过报告，没有上奏朱元璋是中书省的错。

中书省与礼部当着皇帝的面踢皮球，这让朱元璋非常恼火。手下这帮官员敢拿自己这个皇帝不当干部，当面还敢推诿扯皮，毫无担当。朱元璋下令将礼部负责接待外使的相关人员全部下狱，同时让检校暗中调查谁才是这件事的负责人。

这是一场明暗两面的牌局。在明面上，两位宰相和礼部官员只是被暴怒之下的朱元璋骂了一通，毫发未伤；而在历史的暗面上，朱元璋已经在酝酿一场帝国的暴风雨。

在南京城中书省那昏暗的烛光下，胡惟庸和汪广洋怀揣着各自的心思坐立不安。这种不安前所未有，他们从朱元璋暴怒的表情里已经感觉到，这一次不同往日，从皇帝不耐烦的表情里释放出的是杀气。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汪广洋是占城使者事件的第一责任人。朱元璋下令将汪广洋正式拘捕，罪名是“不能效忠为国，坐视兴废”，放到今天这个罪名就是“行政不作为”。本来朱元璋将其安排在中书省，就是作为掣肘胡惟庸的一颗棋子，结果汪广洋却当起了装聋作哑的甩手掌柜，把好端端的一步活棋走成了死棋。

朱元璋再度将汪广洋贬往海南，并囚禁了其他有责任的官员，包括胡惟庸在内。对于汪广洋，朱元璋最不能容忍的地方就在于他辜负了自己的期望。当船行至安徽黄山地区太平县时，朱元璋又追加了一道圣旨，追究汪广洋在江西包庇朱文正、在中书省袒护杨宪等罪责，赐毒让其自裁。估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汪广洋都没有搞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朱元璋。

能够在太平县这个不太平的地方走完生命的旅程，对于汪广洋来说，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或许是冥冥中早已注定，太平是汪广洋事业的起点。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汪广洋还是元朝的一名进士，并没有被授予实职，只是客居在太平县。每日诗酒人生，静静地等待人生机遇的降临。就在这一年，明军渡过长江防线，攻下采石矶，进驻太平。求贤若渴的朱元璋，闻汪广洋才名，便于帅帐之中召见。两人相谈甚欢，从此汪广洋走上了权力的不归路。

终点又回到起点，谨小慎微的汪广洋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朱元璋消除相权的祭旗人，不仅让人扼腕叹息。

就在汪光洋被赐死之后，又横生枝节：汪广洋的侍妾陈氏从死，掀起了新的波澜。在当时，如果政府官员死了，如果有未生育子女的妻妾从死，应该是贞洁行为，作为皇帝应该为这样的女子来个死后追封。陈氏从死的消息传至南京，就在朱元璋准备追封时，得知陈氏的身份是没入官籍的一个受处分官员的女儿。朱元璋又一次愤怒了，责问礼部官员：“没官妇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没官的妇女只能赏给功臣，文官怎么能享受这个待遇？这其中必有蹊跷。

朱元璋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些朝廷官员在背地里瞒着他做些不法之事，那些官员胆敢有一件事瞒着自己，将来就会有十件、百件。他设立特务机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无处不在。

朱元璋要求司法部门和检校将此事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养奸。明眼的官员这时候已经看出来，朱元璋是在借势发挥，要把这篇文章做大，至于大到什么程度就没人清楚了。皇帝彻查文臣，作为文臣领袖的胡惟庸又怎能逃脱干系。在朱元璋看来，胡惟庸的权力触角已经伸展得无处不在，再任其发展下去，完全有可能将他这个皇帝的权力架空。

相权到了非除不可的地步，胡惟庸到了非除不可的地步。要实现这两点，需要一个说服天下人心的理由。也就在这时，一个叫涂节的官员适时跳了出来。

涂节是御史中丞，负有监察百官的责任，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监察部的官员。由他出面告发胡惟庸，合情合理。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涂节还是胡惟庸的死党，而且在胡惟庸的权力集团中占据重要位置，胡一直视他为亲信。由这样一个人来攻击胡惟庸，是再好不过的事。

洪武十二年（1379年）十二月，御史中丞涂节向朱元璋告发胡惟庸涉嫌毒杀刘基，并意图谋反。虽然毒杀刘基并无实据，真相还不确定。

可对于朱元璋来说，眼下他需要的不是反复求索的真相，而是一个杀人的理由。

御史中丞涂节是个很会揣测上意的聪明人，他从朱元璋一次又一次的无名邪火中读出了一些很实在的内容：胡惟庸已经失宠。朱元璋需要一个理由，而自己需要一个机会。于是胡惟庸就成为这场交易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