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洪武年：帝国的枯棋与势棋（第2/4页）

当云游三年再度归来，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拥有了丰富的游民经验。有人推断朱元璋在这三年的流浪生涯中，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秘密组织。如果说人的青少年时期是一个学习积累的过程，那么这三年的江湖经历就像是朱元璋在社会大学里读完了本科。在任何时代，游民的社会经历和社会经验都会比那些困于一处的农民更加纷繁复杂。正因为如此，才历练出了他的多重性格。

朱元璋晚年在回忆自己的那一段人生经历时，不无得意地感慨道：自己“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人之情伪，亦颇知之”。也就是说，那一段江湖经历，让朱元璋迅速成长并成熟起来。这段经历帮助他跨过了青涩的懵懂年代，直接进入成年人的复杂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朱元璋学会了用另外一种角度去看待事物，体验到的世情冷暖也更加深刻，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识人的本领。

王家卫在他的电影旁白里，意味深长地说：“人就是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了江湖。”正是江湖改变了朱元璋的性格，也正是这种性格赋予了大明王朝一种阴郁复杂的时代特征。

一个被社会和生活迅速催熟了的农村孩子，从乡村到江湖，他获得了同龄人不具备的勇敢、精明，以及生存的手段。江湖在赋予他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同样会损伤他身上所具备的与道德有关的品质。对于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人，空谈道德显然是不现实的。就像一头在草原上生存的狼，填饱肚子才是第一位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去尝试。

从土地上出走的朱元璋，已经不再是一个在生活陷入绝境时听天由命的农民。在江湖的历练下，他正在成长为一头大胆而狡黠的野兽。在凭借手段混饭吃的江湖，勇气才是生存的最大法宝。史料记载，为了能够在这个艰难的世道里生存下去，少年时的朱元璋曾经多次和街头的乞丐们打架，很多时候是以一敌众，刺刀见红。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与死亡的博弈中，他用自己的勇气狠狠地扼住了命运的喉咙。因此，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朱元璋身上的主动冒险精神表现得愈发强烈。

就在朱元璋为了混口饭吃寄居于佛门净地之时，外面的世界已经闹腾得如一锅开水。从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颍州的白鹿庄起义开始，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十个月之间，北起黄河，南越长江，东际濠、泗，西抵荆、襄，鄱阳、洞庭之滨，浙西、赣南之地，红巾军遍地游走，一副末世狂舞的乱象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当时许多像朱元璋一样走投无路的贫民为了能够保住最后的生存底线，拼死也要杀出一条生路。

这时候白莲教在民间的影响力已经有所显现。白莲教也称作白莲社。白莲社所信奉的宗教教义，实际上就是明教，也就是摩尼教的教义。摩尼教所宣传的理念是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他们的口号是“明王出世，天下天平”。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初三，颍州（今安徽阜阳）的白鹿庄聚集了三千人，他们个个头裹红布，手持刀枪棍棒，聚义造反。领头者是颍州人刘福通和颍上人杜遵道、罗文素、韩咬儿等人。

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定远的地方大户郭子兴也于当地举兵。周边数万贫民闻风而动。郭子兴聚众烧香，成为当地的带头大哥。一个多月后，起义军就攻克濠州，郭子兴自称元帅。

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让朱元璋身上所有的世俗锁链都被生生扯断。父母不存，兄弟失散，一切家族亲戚关系都被割断了，只剩下他在这个世上来去无牵挂。地方官府不再管他的生存或者死亡，甲长也不来管他何处来、又何处去，甚至连他栖身的寺庙也不再管他吃斋还是念佛。平生第一次，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人生的定位。

每天睁开眼睛，展现在他面前的天地是无序、混乱、凶险的。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庇护，他就像是一只断了缆绳的小船，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浪，都有可能将他吞没。命运在将一个人逼入绝境的同时，也会为他打通另一条道路。就在这生无所依的时候，朱元璋收到了一封改变自己命运的信。写信之人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汤和，汤和这时候已经成为红巾军的一员，在郭子兴部下做了一名千户。汤和非常清楚朱元璋目前的处境，就写信相约。与其在乱世中等待机会，不如放手一搏，反正最坏的结果不过是一个“死”字。

这封信的内容用七个字概括，那就是“速从军，共成大业”。朱元璋收到这封信的第一反应，用他自己后来回忆的话说就是“既忧且惧”，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当然，促使朱元璋迈出关键一步的还是严峻的形势：一是汤和的那封来信被人发觉，而且发现之人要到官府去揭发这件事；二是朱元璋出家的皇觉寺已经被元兵烧毁，意味着今后他将无容身之所，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流浪无产者。

也就是说，朱元璋最后走上造反道路，并不是出于一个英雄对于未知前途的幻想，更多的是一个底层小人物的求生欲望。

古代社会，漂泊无根的游民和辗转于天灾人祸中的贫困农民是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也就谈不上具备文化知识。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们很难做出理性的自觉行为。那些文人士大夫的人生价值观对他们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让他们为了实现某种理念或某种社会理想，义无反顾地投入造反的行列是无法想象的。

当汤和向朱元璋发出邀请的时候，朱元璋内心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用自己从外祖父那里学来的卜筮之法来决定自己的前途命运。在朱元璋自己写的一篇叫作《纪梦》的文章中就记录了这样一幕：朱元璋使用“珓杯”来为自己算卦。珓杯是用竹或木做成的像杯一样的东西，杯口朝上是阳，杯口朝下是阴。两个杯抛起，落在地下，以阴阳来判别吉凶。他希望神灵能够为自己指引方向，可让他万分失望的是，神灵并没有给他明确的答案。

人性中都有趋利避害的一面，当时造反活动的中坚人物大部分是四处漂泊流浪的游民。

作为那些将生存放在第一位的游民，他们更加看重的是眼前的现实利益。他们不像那些老实巴交、没见过世面的农民一样容易上当受骗（历来参加秘密宗教造反的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在人生的重大抉择面前，会将自己的投入成本与将来可能得到的收益进行反复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