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的另一面（第3/4页）

事实上，从青年时期开始，丘吉尔就一直对“大英帝国”有着强烈的感情，为了维护“日不落帝国”的荣光，丘吉尔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甚至牺牲盟友的利益。

比如中国。尽管丘吉尔在欧洲是“绥靖主义”最坚定的反对者，但在亚洲，为了维护英国殖民地的利益，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丘吉尔的态度却一直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的“息事宁人”。

从1931年开始，面对中国政府向国联申诉的种种日本侵略行径，英国总是牵头呼吁“双方保持克制”，从不给出公正的评判。1940年，日本要求英国关闭滇缅公路，断绝对中国的援助。因为害怕影响自己在南亚的殖民地利益，英国没有反对，立刻决定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签字的正是新任首相丘吉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染指东南亚的目的昭然若揭，而英国远东部队在日军攻击下的表现完全可以用“一溃千里”来形容，英国皇家海军的远东舰队更是全军覆没。

在缅甸甚至印度都朝不保夕的背景下，丘吉尔只能向中国求援。

在这件事上，蒋介石确实没有含糊，一声令下，10万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历经数场炼狱般的战役，血洒怒江。但在整个过程中，英国表演的角色绝对称不上光彩：

在战略上，英国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中国，反而处处防着中国势力进入他们认为应该属于自己的“殖民地”；

在战术上，英军没有任何配合和掩护，甚至一直把中国远征军当“炮灰”使用。英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撤退，并且完全不顾及中国军队的死活。

如果说，要把英军在缅甸战场上的窝囊和背信弃义都归责于英国驻印司令韦维尔或缅甸战役指挥官哈罗德·亚历山大的话，那么真正站在背后的丘吉尔，当然难辞其咎。

不仅如此，丘吉尔在面向全世界的广播中，一直大力赞扬美国和苏联在各个战场上所起的作用，但对中国在抗日战场上的作用，甚至对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上对英军起到的帮助，只字不提。

1942年至1945年，先后有40万中国远征军两次赴缅抗日，艰苦卓绝

蒋介石曾对此怒斥：“英人对我缅甸军队一切不顾，至丘吉尔的态度对我等于唾弃，以怨报德，徒有势利，而无信义！”

也正是因此，宋美龄在“二战”期间访问美国后，拒绝了英国发出的访问邀请。在华盛顿时，宋美龄也几次以“身体不适”为由，婉拒与当时也在那里的丘吉尔会面。蒋介石对丘吉尔也一直没有好感，丘吉尔当然更藐视蒋介石，英国甚至有过暗杀计划准备将蒋介石干掉。

丘吉尔之所以这样对中国，其实还是出于他对历史上“大英帝国荣光”的执念——在他眼里，很多国家是不配与英国一起领导世界的。

面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丘吉尔是极度反感将中国列为“四大战胜国”的，他曾就此质问罗斯福“是不是脑子烧坏了”，并明确表示：“把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是场绝对的滑稽剧。”

种种证据显示，丘吉尔有种族歧视的倾向。

因为甘地领导印度独立，丘吉尔非常憎恨他，把他称为“半裸的骗子”，并在甘地狱中绝食时表示：“不应该因为绝食这个小小的威胁就把甘地放出去，如果他真饿死了，那么就少了一个坏蛋，我们的帝国也就少了一个敌人。”

1919年，他曾建议使用化学武器对付库尔德人和阿富汗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受不了毒气，对待那些野蛮的部落，我强烈推荐使用毒气。”（后来有人解释他指的毒气是类似于催泪弹所用的毒气。）

1937年，丘吉尔曾写道：“我不觉得有什么对不住美国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地方，我之所以这么觉得，因为事实上，就是一个更强的、更高一等的、更聪明、更智慧的种族，来到这些地方，取代了这些人。”

同年他还写过一篇题为《犹太人如何避免被迫害》的文章，此文在他生前没有发表。文中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受的迫害都是自找的，他们经历了许多折磨，可能他们自己也有一部分责任。”

罗斯福曾委婉地建议丘吉尔要从旧的殖民帝国思维中跳出来，而丘吉尔的回应是：“我出任英国首相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葬礼。”

但可惜的是，恰恰是在丘吉尔的任内，他目睹了“日不落帝国”彻底分崩离析的全过程（美国在背后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他再怎样努力或挣扎都是无用的，这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事。

7

“二战”临近尾声时，丘吉尔还经历过他政治生涯的“至暗时刻”。

由于领导英国人民英勇不屈地对抗纳粹德国，丘吉尔不仅在英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拥有了极高的声誉——没有人会怀疑他将在战后连任英国首相。

英国1945年的大选，正值著名的波茨坦会议举行期间。这场会议除公布了《波茨坦公告》，还留下了令人哭笑不得的一幕：在会议前半阶段，代表英国来和斯大林与杜鲁门讨论战后世界秩序的，是丘吉尔。会开到一半，丘吉尔满怀信心地回国参加大选去了。

那本来是一个就像孙大圣说一句“俺去去就来”的场景。

但丘吉尔没有回来。因为在那场选举中，觉得自己稳操胜券的丘吉尔被英国人民选了下去，工党候选人艾德礼取代了他的位置。

在那场竞选中，丘吉尔在他引以为豪的演讲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竞争对手工党形容为“可能会寻求像盖世太保那样的统治方式”——这种比喻让英国民众听了非常不舒服，他们认为丘吉尔还活在“二战”中。

于是，波茨坦会议的后半段，是艾德礼代表英国来开的。

波茨坦会议前期的丘吉尔、杜鲁门和斯大林

波茨坦会议后期的艾德礼、杜鲁门和斯大林

英国人民觉得，论强硬和勇气，非丘吉尔莫属，但论战后的重建与和平时期的治国理政，他们对丘吉尔缺乏信心。

对这样的结果，丘吉尔固然失落，倒也表现得很大度，他引用了希腊作家普鲁塔克那句著名的话：“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当然，在1951年，丘吉尔卷土重来，重新夺回了首相之位——没有人能让丘吉尔屈服或放弃。

但是，丘吉尔那时候已经77岁了，很多人都认为他应该颐养天年，但丘吉尔不这么认为。有一次，他问一名年轻人：“知道我为什么会从政吗？”年轻人诚惶诚恐地摇头。“虚荣！一切都是为了该死的虚荣心！”丘吉尔直言不讳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