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 以国家之名（第3/6页）

21岁的阎海文在自尽前，喊了一句：“中国没有做俘虏的空军！”

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木村毅吃惊地目睹了这一幕，并写成了报道发回国内。在报道的最后，他写了这样一句话：“中国已非昔日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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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18日，松井石根稍微松了一口气。

松井石根此时的身份，是日本“上海派遣军”的总司令。他之所以能松一口气，是因为接到了消息：日本第三师团已经从热田港搭乘军舰前来上海支援。

“中国已非昔日支那”这个观点，是松井石根一直想让日本军部大本营明白，却觉得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松井石根曾长期担任驻上海武官，在日本军中又游离于“皇道派”和“统制派”之外，所以高层认为他非常适合担任需要协调多个师团的“上海派遣军”司令。但是，松井石根在临行前问上司杉山元讨兵，杉山却只肯给他两个师团。

松井一开始是想拿5个师团的，但军部大本营认为，“打支那，两个师团已经宽裕了”。

直到8月13日之后，在收到上海方面不断发来的求援电报时，日本军部大本营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更让大本营震惊的，是那些从前方发回的电报和随军记者报道，无一不提到中国士兵前仆后继、完全不顾性命地拼死冲锋的各种细节。

日方终于明白过来：对中国人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冲突，而是一次被压制多年的巨大岩浆的总喷发。

于是，从东京到仙台，从熊本到金泽，从京都到名古屋，日本各地开始出现了狂热的出征场面——日本开始全面增援在上海的守军。

那些怀着一颗为天皇尽忠之心的日本士兵，在各个主要城市的港口开始登船，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度。短暂的迷茫和紧张情绪很快被两旁疯狂挥舞旗帜的日本民众驱散。

那些平日里温和敦厚的日本老百姓，高呼着“万岁！万岁！”，目送自己的丈夫或儿子、父亲和兄弟踏上战场。在他们看来，他们是光荣地去为天皇开疆拓土，弘扬大日本帝国的威风。但他们不知道，他们中不少现在看上去还彬彬有礼的亲人，一踏上邻国领土，很快就会变成他们自己也不认识的人间恶魔。并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再回来了。

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1948年被处以绞刑

很快，松井石根就庆幸来自后方的增援是如此及时了。

因为他得到的可靠情报是，蒋介石政府也正在把手中所有能动用的力量都在向上海集结。

蒋介石也把家底全拼上了。

在中国援军的序列里，有最精锐的中央军：罗卓英的十八军、胡宗南的第一军一师、夏楚中的九十八师、王耀武的五十一师、俞济时的五十八师、李玉堂的第三师……也有原先和蒋介石同床异梦的地方军阀：从四川日夜兼程甚至步行的川军杨森的第二十军；从关外退回来，憋着口气想要为自己正名的东北军主力；一向与中央军闹别扭的桂军全部精锐……此外，蒋介石把最不舍得打的两张精锐王牌也派向了上海：桂永清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和黄杰的税警总团。

一时之间，中华大地的铁道线上，跑的全是运兵的专列，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上海。

每当列车停靠在站台的时候，自发前往站台的中国老百姓就往车窗扔香烟，扔水果，扔糖果，很多老百姓边扔边流泪：“好好打啊！一定要把鬼子赶出去啊！”

这是中华民族自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次如此团结。很多老百姓都信心满满：“我们中国人都这样团结了，还打不跑小鬼子？”

但是，从上海的战况进展来看，一切并不如他们所愿。

6

1937年8月21日凌晨，胡家骥的眼睛都快喷出火来了。

胡家骥是第三十六师二一六团的团长，黄埔五期毕业生。他率领的这个团，是攻打上海汇山码头的主力团。汇山码头处于日军防线的关键位置，将是他们增援部队上岸的一个重要据点。

但总攻发动一个多小时后，二一六团连汇山码头前的唐山路日军防线都冲不过去。

盛怒之下的胡家骥把二营做预备队，三营做侧翼，自己挥着手枪，亲自率一营冲了上去，最终一鼓作气冲过了火力交织的唐山路，来到了汇山码头的大铁门前。然而，在那里又被码头里面布置的日军火力压制住了。

“此时不报国，还等什么时候？！”胡家骥大吼一声，第一个带头爬上了铁门，后面的士兵一看团长如此拼命，也争先恐后地踏着战友们的尸体，拼死往里攻击。

然而，身中5枪不下火线的胡家骥在率团冲进大铁门后，却遭到了来自港口的日本军舰的炮轰，在付出了500多名兄弟的生命之后，只能退了出来。

胡家骥最终捡回了一条命。他知道他还算幸运的，多少和他一样甚至比他军衔还高的兄弟，连同千千万万的士兵，已经在总攻开始后的近10天里失去了生命。

但他不知道的是，他所遭遇的挫折，其实折射出了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暴露出的普遍问题，总结来说，还是四个字：技不如人。

“技不如人”首先体现在装备上。

中国军队除了那几支德械师之外，绝大多数部队武器配备和火力输出都远逊于日军，面对据守在钢筋水泥碉堡里的日军，除了人肉冲锋之外，基本拿不出其他办法。

在8月14日战端初开时，张治中就制订过一个“铁拳计划”——按照德军作战样式，组织一个500人的突击敢死队，直扑日军指挥部。但在实际攻击过程中，抱着必死决心的中国士兵却因为没有重武器，始终无法突破日军的碉堡火力封锁，每前进一步都要用战友的尸体铺路。最终，突击队全军覆没，带队的刘宏深营长殉国，阵亡时年仅28岁，结婚还没满百天。

原保安总团的刘仁义这样回忆当初中国士兵是怎么对付日军战车的：“他们的战车我们怎么对付？自告奋勇捆起了炸药，他的战车来了轧我们的单兵，辗轧之下我们的人牺牲一个，他们的战车也牺牲一架，就是那么干。我们又没有炮什么的，我们都是陆军，可怜哪，我们那时候的武器差呀。”

日军用军舰运送来增援的坦克。日军坦克其实铁皮不厚，但在火力孱弱的中国士兵面前，已经算得上一头头怪兽

但是，比武器装备落后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士兵在战斗素质、训练水平和现代化战争的配合演练上的巨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