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于右任（第3/3页）

于右任没有料错。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千里江防，一触即溃。4月21日，于右任被人从南京转移到上海，随后辗转到重庆，最终在11月29日离开大陆，飞往台湾。

关于于右任是否是自愿去的台湾，一直有争论。但有一个细节：当时的国民党高层如果已经决定去台湾，是会事先安排家属赴台的，而且这也是规定。但于右任直到去台湾的时候，他的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依旧留在大陆。

一家人，从此再也无缘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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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83岁的于右任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

他在台湾的日子，一直都过得很清贫。很多人会奇怪，于右任作为国民党元老，再不济，钱财也不至于太窘迫。但事实上，于右任基本上把自己的钱财都捐了。

在大陆时，他捐建学校，捐建农场，赈灾，扶贫，钱如流水一般出去，他眉头都不皱一下。到台湾后，大家一开始的日子都不好过，很多人也会来找于右任借钱。于右任一般能借都借，也不催账。

于右任曾有一箱欠条，在他的再三催促下，最后终于由家人一把火烧为灰烬。他的理由是：“防止我走了之后，子孙们再去讨债。”

但他欠别人的账单，却是被小心翼翼地锁在保险柜里的。

于右任向来视钱财为身外之物，清贫倒也罢了，关键是过得不开心。政治上，他继续成为“监察院”的一个摆设，感情上，他和妻女隔海相望，不能团聚。

1962年的元旦，于右任在台湾“监察院”参加完一次活动后，感到身体不适，便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两年之后的1964年，于右任终于病倒，住进了荣民医院（一开始住不起，是蒋经国来探视后，才安排住进去的）。9月的一天，于右任的老部下杨亮功去医院看望他，于右任因为喉咙发炎，无法发声，只是向杨亮功伸出了三个手指。

杨亮功不解其意，一连说了几个猜测，于右任都摇头否定。杨亮功于是又拿来了纸和笔，但彼时的一代草圣，此时却连一支笔都握不住了。

1964年11月10日晚上8点零8分，86岁的于右任与世长辞——因为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所以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关于于右任当初伸出的三个手指，大家又做出了诸多猜测。有人猜是有“三件后事”，有人猜是他放心不下外出留学的三公子，也有人猜是“三民主义”，但结合于右任生前的夙愿，最后一个猜测让大家觉得是最有可能的——

三个手指，是他希望归葬大陆陕西省的故乡三原县。

按照于右任1962年写下的那篇日记的期望，他被安葬在台北最高的大屯山上，人们还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为他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塑铜像的材料，都是台湾登山协会志愿用人力背上去的）。

由于没有遗嘱，于右任在1962年元旦后没几天写的一首诗，就被当作了他的遗嘱。

那首诗，就是著名的《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馒头说

严格来说，于右任应该不能算“名士”。

因为中国传统认知中的“名士”，是出名但不出仕的——于右任做了34年的“监察院长”。

但我又实在找不出适合形容于右任的词：书法家？教育家？政治家？报人？这些都只能形容出他的一面。对了，于右任喜欢美食，还是著名的美食家。

鉴于他那个“监察院长”基本上也当得有名无实，所以我觉得还是用广义上的“名士”来形容他，似乎更妥帖些。

说起名士，大家自然会想起魏晋风骨。魏晋名士有的，其实于右任都有：诗情、文才、书画、生活趣味、高雅格调、纯洁品性。但和魏晋名士的尚空谈不同，于右任是脚踏实地的，他是“入世”的。

无论是办报还是办学，无论是做官还是做人，于右任都是尽心尽力，且竭尽所能。归隐山林，纵酒高歌固然惬意且显风度，但更让人尊敬的，是怀一颗悲天悯人之心，尽己之力，为苍生增一份福祉。

这也可能就是于右任的人格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