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兵 制（第2/9页）

十三年（725年），始以 骑分隶十二卫。总十二万，为六番，每卫万人。京兆 骑六万六千，华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万二千三百，绛州三千六百，晋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陕、虢、汝、郑、怀、汴六州各六百。内弩手六千。其制，皆择下户白丁、宗丁、品子强壮、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则兼以户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镇赋役。为四籍，兵部及州、县、卫分掌之。十人为火，五火为团，皆有首长。又择材勇者为番头，颇习弩射。自天宝以后，骑之法，又稍变废，士皆失拊循。八载（749年），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故时，府人目番上宿卫者曰侍官，言侍卫天子，至是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而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采，食粱肉，壮者为角抵、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势使然者，以此也。”其述方镇缘起，已见第二节。

府兵之废，昔时论者多惜之，其实不然。近人唐君长孺，言之最审。唐君之言曰：西魏、北周，用兵皆在中原。府兵之职，惟在征行、宿卫，镇戍则委之乡兵。宿卫既近田里，征行亦为时甚暂。隋虽用兵北方，然突厥既服，徙之内地，留戍之兵，殆不甚多，故开皇中，此制尚得维持。及炀帝征高丽，死丧之威，足寒士心，于是逃亡者多，不能不借募兵弥补。贞观而后，疆域愈广，边防之线愈长。自关、陇而河西，自河西而西域，终乃极乎葱岭。且唐有东西两战场，不能兼顾，而用兵之时，征调之兵或远。唐君云：太宗征高丽，即受薛延陀牵制。拔灼杀兄自立，发兵寇夏州，太宗之急于回师，亦以西徼不靖也。贞观二十三年（649年），铁勒平，乃谋大举东征，而太宗崩矣。高宗初年，经营西突厥，不能不姑置高丽。龙朔元年（661年），征高丽，既围平壤，旋即班师，亦因西边警报。围平壤在八月，铁勒叛在十月；征高丽之将有萧嗣业、契苾何力，而伐铁勒之仙萼道总管为嗣业，明年，又命何力为铁勒道安抚使；可见二者之相关。此后吐蕃、西突厥，虽小有侵扰，当无大事，乾封元年（666年），乃得大举东征。三年平高丽。一年之后，为咸亨元年（670年），吐蕃陷四镇。乃移安东都护薛仁贵西征。旋有大非川之败。是年，高丽即有剑牟寻之叛，至四年（673年）乃定。明年，新罗据百济故地，命刘仁轨讨之。上元二年（675年），因其谢罪班师。三年二月，竟弃平壤，并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盖已弃朝鲜半岛矣。闰三月，发兵击吐蕃。明年，为仪凤元年（676年），乃命扶馀隆、高藏返其故土。《旧书·张文瓘传》言：新罗外叛，高宗将发役讨治。时文瓘疾病在家，乃舆疾请见，奏曰：“比为吐蕃犯边，役屯寇境。新罗虽未即顺，师不内侵。若东西俱事征讨，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请息兵修德，以安百姓。”高宗从之。《通鉴》系此事于三年九月。文瓘卒时，《旧书》本传，卒在二年，未知孰是。然立扶馀隆、高藏，已无意用兵，则文瓘之谏，殆在其前也。既置东北于度外，乃得于仪凤三年九月，大举征吐蕃。以主将不得其人，而有洮河之败。此后征西北突厥，连岁兴师。所以不虞竭蹶者？一以新罗甚为恭顺，契丹尚未叛唐，一亦以黑齿常之经营洮河，已成重镇，足御吐蕃也。武后时，突厥中兴，亦因契丹之乱，不能兼顾，不得不就其要挟。陈伯玉集上军国机事曰：“臣闻吐蕃近围瓜州，数日即退。或云此贼通使默啜，恐爪、沙遏止，故以此兵送之。臣虽未信。然惟国家比来劲敌，在此两蕃。契丹小丑，未足比类。今国家为契丹大发河东道及六胡州、绥、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灵州，缘塞空虚，

灵、夏独立。秦中北据陇右，亦关东邻党。凶羯奸谋，觇知此隙，驱其丑类，大盗秦关、陇右马群，是国所宝。防备近策，宜豫改图。不可竭塞上之兵，使凶虏得计。”足见欲讨契丹，不得不调西边之兵，即不得不与突厥谋和协也。欲救此弊，必将用兵之地，分为若干区，区自有兵，不烦调发，而其长官亦须久任，则不得不变征发为召募，易临时之总管为节度使矣。节度使之制，盖始于刘仁轨之镇洮河。事在仪凤二年（677年）。《玉海》百三十八引《邺侯家传》云：“自初属六柱国家，及分隶十二卫，皆选勋德信臣为将军，有事则命总之出征，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始命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以图吐蕃。于是始屯军于境，而师老厌战矣。”唐君云：《邺侯家传》虽伪书，此说当有所据。自此以后，逐渐设立，至玄宗而有八或十，其事实非旦夕所致。中宗即位赦文云：“天下军镇，不要者多。转输艰辛，府库虚耗。事须改弊，不可循常。宜简内外官人有才识者，分遣充使，巡边按覆。须留镇遏及应减，一事已上，并委使人共所管详度，还日具利害闻奏。其应支兵，先取当土及侧近人。仍随地配割，分州定数。年满差替，各出本州。永为格例，不得逾越。”《全唐文》十七。开元二年八月，以亲征河陇，命有司大募壮勇士从军。十月，薛讷克吐蕃，停亲征。诏曰：“比来缘边镇兵，每年更代，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岂有缘路疲人，盖是以卒与敌。其以西北军镇宜加兵数，先以侧近兵人充，并精加简择。”《册府元龟》百二十四。五年五月，诏曰：“每念征戍，良可矜省。其有涉河渡碛，冒险乘危；多历年所，远辞亲爱；壮龄应募，华省未归；眷此劳止，期于折衷。但碛西诸镇，道阻且长，数有替易，难于烦扰。其镇兵宜以四年为限。散之州县，务取富户丁多。差遣后量免户纳杂科税。其诸军镇兵，近日递加年限者，各依旧以三年、二年为限，仍并不得延留。其情愿留镇者，即稍加赐物。得代愿住，听令复行。”十六年十二月，诏曰：“健儿长镇，何以克堪？可分为五番，每年放一番洗沐。远取先年人为第一番，周而复始。每五年共酬勋五转。”二十二年四月，诏“天下诸州镇兵募及健儿等，年月已久，颇亦辛勤。或老疾尪羸；或单弱贫窭；或亲老孤独，致阙晨昏；言念于斯，深用矜叹。宜委节度使及军州简择。有如此色，一切放还。咸宜精审，以称朕意。”《册府元龟》百三十五。诸诏非他，舍征发之府兵，而求之当地、侧近及征行客户；其远戍已久者，则或迳放还，或定留戍年限，及分番令得休息而已。此一以纾民劳，一亦以救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之弊也。然随事补苴，终非长策，卒乃旷然一大变焉。《唐六典·兵部注》曰：“旧健儿在军，皆有年限，更来往，颇为劳弊。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敕以为天下无虞，宜与人休息。自今以后，诸军镇量闲剧、利害，置兵防健儿。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常住边境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兼给永年优复。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人赖其利，中外获安。自是州郡之间，永无征发之役矣。”二十六年正月，迎气，诏曰：“朕每念黎甿，弊于征戍，所以别遣召募，以实边郡，赐其厚赏，便令长住。今诸军所召，人数向足，在于中夏，自可罢兵。既无兵革之事，足保农桑之业。自今已后，诸军兵健，并宜停遣，其见镇兵并一切放还。”《册府元龟》百三十五。则府兵戍守之制全废矣。既以长从充宿卫，又以长征充戍守，府兵自无所用之，故天宝八载（749年），遂停折冲府上下鱼书矣。《六典》之注，为李林甫所加。《玉海》百三十八引《邺侯家传》云：“开元末，李林甫为相，又请诸军召募长征健儿，以息山东兵士。于是师不土著，无家族之顾，将帅胁一时之令，而偏裨杀将自擅之兆生矣。”与事实不符。玄宗时，初无偏裨杀将之事；而太宗以降，多以山东府兵出戍，交代往还，正所谓师不土著。既令诸军召募，投效者非边戍之人，即久戍不归之士；又得移家口，给田地；则边军生事所资，悉在军镇，此将帅所以得挟持之，而中央无以控制也。《家传》以为不取之农民，即是师不土著，岂知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