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官 制（下）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罢郡，以州统县，已见第一章第一节。其时有州三百一十，郡五百有八，见《通典》。隋于雍州置牧。州、县亦如北齐，分为九等。开皇十四年（594年），改为四等：曰上，曰中，曰中下，曰下。镇置将、副。戍置主、副。关置令、丞。文帝以并、益、荆、扬四州置大总管。其余诸州置总管者，列为上中下三等，总管、刺史加使持节。《通典》曰：“魏置使持节，宠奉使官之任。隋氏废郡而以刺史牧人，既非使官，则合罢持节之称。其时制置，不以名实相副为意，仍旧存之。后改为太守，亦不复省。所以使持节之名，及于边远小郡，乃不征典故之失。”炀帝悉罢之，并罢州置郡。京兆、河南则为尹。旧有兵处，刺史带诸军事以统之，至是别置都尉、副都尉，与郡不相知。又置京辅都尉，立府于潼关。并置副都尉。置诸防主、副官，掌同诸镇。其监察则归司隶台，已见前。此实有意复两汉郡县举职、刺史监察之旧者也。

唐武德元年（618年），改郡为州，《通典》云：加号持节，后加号为使持节诸军事，而实无节，但颁铜鱼符而已。天宝元年（742年），改州为郡。至德二载（757年），又改郡为州。《旧书·职官志》上州刺史下注云乾元元年（758年），误也。其叙及《新纪》《通鉴》，皆云至德二载。通计唐代称郡者仅十五年，然前后虽称为州，论其实，则皆古之郡也。《旧书·地理志》惟列州名。《新书》及《通典》《元和郡县志》皆州郡名并举。盖明其中间曾为某郡，非谓其同时名州又名郡也。《新志》间有但举州名者，于渭州下发其凡，曰：“凡乾元后所置州，皆无郡名。”间有乾元前所置亦无郡名者，则于威州下注云“郡阙”，以起其例，盖其地尝没于吐蕃，史失其传也。宋承唐，以州统县，而仍留郡名，以备王公封号。故《宋史·地理志》每州亦兼著郡名，其用意与《唐志》又异。《旧书·韦安石传》言其子陟为吴郡太守，其时只有苏州，则作史者措辞之不谛耳。说详《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唐于西都、东都、北都皆置牧，以亲王为之，而以长史理人。开元元年（713年），改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十一年（723年），改并州为太原府，升长史为尹。初太宗伐高丽，置京城留守。其后车驾不在京师，则置留守，以右金吾大将军为副。开元以尹为留守，少尹为副，谓之三都留守。其后凤翔、成都、河中、江陵、兴元，亦皆为府置尹焉。唐初诸州复有总管。亦加号使持节。武德五年（622年），以洺、荆、并、幽、交五州为大总管。七年（624年），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总管府为都督府。太极初，以并、益、荆、扬为四大都督府。详见下。开元十五年（727年），加潞州为五。其余都督定为上中下之差。都护，永徽中置于边方，掌统诸蕃。大都督亦亲王遥领，以长史主事。都护亲王领之，则曰大都护，以副大都护兼王府长史。其后诸王拜节度使者，亦留京师，而副大使知节度事。薛《史·职官志》：后唐天成二年（927年）诏曰：“顷因本朝，亲王遥镇，其在镇者，遂云副大使知节度事。年代已深，相沿未改。今天下侯伯，并正节旄，惟东西两川，未落副大使字。宜令今后只言节度使。”则其制至五代刊落始尽也。羁縻都督府、州，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也。《新书·地理志》。开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护府之外，以近畿之州为四辅，其余为六雄、十望、十紧及上、中、下之差。县亦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通典·职官典》。《新书·戴叔伦传》云：“天下州县有上、中、下、紧、望、雄、辅者，有司铨拟，皆便所私。”说与此舍。其《百官志》注言文宗世，宰相韦处厚议复置两辅、六雄、十望、十紧州别驾，亦见《旧书·处厚传》，盖谓两畿之州为辅，非谓称辅之州止两也。《新书·地理志》渭州下云：“季世所置州，不列上、中、下之第。”则前世所置皆有之，特不能无变易耳。《通典》备举四辅、六雄、十望之名，而云“初有十紧，后入紧者甚多，不复具列”，则其一证。《典》又云：“户四万已上为上州，二万五千以上为中州，不满二万为下州。亦有不约户，以别敕为上州者。又谓近畿者为畿内州，户虽不满四万，亦为上州。其亲王任中下州刺史者，亦为上州。王去任后，即依旧式。”足见州之分等，条例甚多。虽云究以户口为主，然《旧纪》开元十八年三月云：“改定州县上、中、下户口之数。”则其率亦非无变易矣。抑近畿之州，《通典》述开元定制曰四辅，而韦处厚称为两辅者？或正以其数有变易，故改据两畿言之邪？《旧志》言户满二万已上为中州，《通典》五千字似衍。县：《通典注》云：“京都所治为赤县，京之旁邑为畿县，其余则以户口多少、资地美恶为差。”而《旧志》云：“长安、万年、河南、洛阳、太原、晋阳，谓之京县。京兆、河南、太原所管诸县，谓之畿县。”则赤县亦称京县，而称畿者又不仅雍、洛矣。《通鉴》：大历十二年（777年），定节度使以

下至主簿、尉俸禄。注述令、丞、簿、尉俸禄之数，县有、赤之称。胡氏云：“《类篇》，翻阮切，鹰二岁色。《新地理志》唐京兆有赤县、次赤县，诸负郭亦皆为次赤县，、赤字义不可晓，盖次赤也？”今案七等益一次赤，则八等矣。又《十七史商榷》引宋谢维新《合璧事类》后集第七十九卷县官门知县云：“国朝建隆元年（960年），应天下诸县，除赤、畿外，有望、紧、上、中、下。四千户为望，三千户以上为紧，二千户以上为上，千户以上为中，不满千户为中下，五百户以下为下。”则其制宋尚相沿，而于中等之中，又析出中下，则亦八等矣。《通典·职官典》言州县皆七等，而《选举典》言郡自辅至下，县自赤至下皆八等，未知何故。若次赤、中下亦列为一等，则其数适得八。岂此分别实起自《通典》成书以前，又为一等中之小别，可云无改于七等之旧，故辑选举、职官二典时，各有所据欤？要之州县等级交易，恐甚纷繁，多少名目，难以具详也。《选举典》云：“初州县混同，无等级之差。凡所拜授，或自大而迁小，或始近而后远，无有定制。其后选人既多，叙用不给，遂累增郡县等级之差，其折冲府亦有差等。”又载沈既济请改革选举事条：请准旧令，州为上、中、下三等，县为赤、畿、上、中、下五等，而废紧、望、雄、辅之名。云“等级繁多，则仕进淹滞。使其周历，即务速选。官非久安，政亦苟且”。其缘起如此，自不免如《戴叔伦传》所谓有司铨拟，皆便所私之弊矣。要之州县等级之分，实无与于民生之厚薄，亦不足深考也。镇以五百人为上，三百人为中，不及者为下。戍以五十人为上，三十人为中，不及者为下。各置将副、主副。关亦分上、中、下。上、中关皆置令、丞，下关惟有令。监察之制，文明后尝欲以隶御史台，已见前。《新书·百官志》云：“贞观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诸州水旱则遣使，有巡察、安抚、存抚之名。《旧书·太宗纪》：贞观二十年正月，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新纪》云：遣使二十二人以六条黜陟于天下。神龙二年（706年），以五品已上二十人为十道巡察使，按举州县，再周而代。景云二年（711年），置都督二十四人，察刺史已下善恶。置司举从事二人，秩比侍御史。扬、益、并、荆四州为大都督。汴、兖、魏、冀、蒲、绵、秦、洪、润、越十州为中都督。齐、鄜、泾、襄、安、潭、遂、通、梁、夔十州为下都督。当时以为权重难制，罢之。惟四大都督府如故。置十道按察使各一人。《旧纪》：六月，依汉代故事，分置二十四都督府。闰六月，初置十道按察。七月，新置都督府并停。惟雍、洛州长史，扬、益、并、荆四大都督府长史阶为三品。《通鉴》云：时遣使按察十道。议者以山南所部阔远，乃分为东西道。又分陇右为河西道。六月，壬午，分天下置汴、齐、兖、魏、冀、并、蒲、鄜、泾、秦、益、绵、遂、荆、岐、通、梁、襄、扬、安、闽、越、洪、潭二十四都督，各纠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恶。惟洛及近畿州不隶都督府。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卢俌等上言：都督专生杀之柄，权任太重，或用非其人，为害不细。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时巡察，奸宄自禁。其后竟罢都督，但置十道按察使而已。李景伯、卢俌之议，见《新书·景伯传》，附其父《怀远传》后。《旧书·王志愔传》：景云二年（711年），制依汉置刺史监郡。于天下冲要大州置都督二十人，妙选有威重者为之，遂拜志愔齐州都督，事竟不行。开元二年（714年）曰十道按察采访处置使。《通鉴》：开元元年九月，复置右御史台，督察诸州，罢诸道按察使。二年闰二月，复置十道按察使。《旧纪》但书又置右御史台，不书按察使之罢，而亦书其复置。《新书·张廷珪传》：请复十道按察使，帝然纳之，因诏陆象先等分使十道，此时事也。至四年（716年）罢。《旧纪》：四年十二月，停十道采访使。《通鉴》：三年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徒繁扰公私，请精简刺史、县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书省官议之。姚崇以为今止择十使，犹患未尽得人。况天下三百余州，县多数倍，安得刺史、县令，皆称其职乎？乃止。四年闰十二月，罢十道按察使。八年（720年），复置十道按察使，秋冬巡视州、县。《通鉴》在五月。十年（722年），又罢。《通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