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周世宗征伐（第3/3页）

世宗之用兵，颇为论史者所称道，尤惜其伐辽之未成，殆非也。彼其用兵，以所遇皆非大敌，遂成竖子之名，若遂行其意，则兵法所谓必蹶上将军者也。伐汉之役，已见周章；伐唐之役，设自涡口径趋扬州，亦安知不以气衰力竭，而为敌所乘哉？战事必度其始终，非可徼幸于一胜。辽之大军，皆在燕北，故初攻之若甚易，及其举兵南下则甚难。宋太宗高梁河之败以此，世宗取关南之后，设使贸然进兵，亦未必不蹈此辙。即谓不然，而不能禁契丹之不再至，再至而再获胜，亦不能禁其不三至，契丹之兵力未尽，即中国未可燕然，石晋之行事，正所谓殷鉴不远者也。即谓幽州可以坐收，亦必计其能守。兵有利钝，战无百胜，非有雁门内险与居庸相翼卫不可。然当日者，太原且在北汉之手矣，而可以轻心掉之乎？《五代史·王朴传》云：世宗有平一天下之志，数顾大臣问治道。选文学之士二十八，使作《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平边策》，朴在选中。当时文士，皆不欲上急于用武，惟翰林学士陶谷、窦仪，御史中丞杨昭俭与朴，皆言用兵之策。朴之策曰：“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当今惟吴易图。东至海，南至江，可挠之地二千里，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间，可以知彼之虚实，众之强弱，攻虚击弱，则所向无前矣。勿大举，但以轻兵挠之。彼人怯弱，知我师入其地，必大发以来应。数大发，则民困而国竭；一不大发，则我获其利。彼竭我利，则江北诸州，乃国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难平之也。如此，则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闽、蜀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然其力已丧，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候其便则一削以平之。”朴此言攻取自吴始，世宗从之。然朴之策极自惜其力，而世宗所行，则适与之反。至其论取燕、晋之难易，亦适倒置。何者？汉依辽而存，非辽恃汉而盛；且辽有足之寇，历代以为深患，非一蹴可平，而北汉则如坐谷中，终不能以一隅之地，抗举国之师也。欧阳氏言：朴所陈用兵之略，非特一时之策。至言诸国兴灭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后亡，其后宋兴，平定四方，惟并独后服，皆如朴言。其实太宗高梁河之败，亦未尝不由视辽太轻，即踵世宗及朴之失策也。梁襄王问曰：“天下恶乎定？”孟子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其言似迂，而实至径。何则？不嗜杀人，则天下顺之，嗜杀人，则人莫不与之为敌也。秦凤之平也，世宗以所俘蜀兵隶军籍，从征淮南。亡降唐，唐主表献百五十人，世宗悉斩之。张永德与李重进不相悦。唐主闻之，以蜡丸书遗重进，诱以厚利。其书皆谤毁及反间之语。重进奏之。世宗一怒，遂杀孙晟，已云甚矣，又及其从者百余人，其嗜杀如此，安怪将率之恣俘掠以激白甲军之变？初入并州，民愿输军需，以资兵力，及后，河东之守甚固，亦安知不由于此？此岂有纪律如此，而可称为强兵？

而其将可称为良将？而其主可称为善将将者哉？或曰：樊爱能、何徽之诛，军纪固已立矣。然则黄袍又何以被宋祖之身乎？